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媒体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着。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互联网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络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络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它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前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Laird)服务于《时代》杂志等。他们借助其大媒体记者身份来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国首脑之间,不仅盗窃各种情报,也影响了包括战争、经济、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务的决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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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教育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2. 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在教育领域,虽然共产邪灵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学,但它并没有放松对中小学的侵蚀。它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把学生变坏、变傻,为进一步在大学里给他们洗脑做准备。把一代一代学生变得知识越来越贫乏、思维能力越来越差,这个过程历时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没有脱离进步主义教育的藩篱。除了给学生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还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坏学生的传统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输道德相对主义和一系列现代观念及变异的生活态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个部门,他们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欺骗和强制手段,让学生和公众防不胜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美国是民主国家,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市长、镇长、学区委员等等,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轨道,不仅取决于人民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其知识程度。假如选民对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等所知甚少,就无法明智地选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着想的官员,就等于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983年美国教育部委托一组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研,写出一部名为“国家在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运作,公民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在相互冲突或不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就复杂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教育有助于形成这些共同的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这一点:‘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的最高权力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明智地行使权力,那么补救措施不是从他们那里拿走权力,而是要让他们增长见识。”对个人而言,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差就无法分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共产邪灵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渗透到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把学生变傻变笨,以便于邪灵操控。 《国家在危险中》一文中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蚀,它已经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如果现在美国教育的平庸表现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甚至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我们不仅让苏联卫星事件之后学生成绩的进步付之东流,而且毁掉了带来进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其效果而言,我们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单方面的教育裁军”。报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会超过、无法达到甚至不能接近他们父母的水准。”[1]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除了在国际考试当中常常垫底之外,2千3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础的读写能力,无法满足稍微复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岁的青少年当中是13%,在少数族裔当中可能高达40%;从1963年到1980年,大学入学考试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直线下滑,语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数学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岁青少年不具有高阶思考能力,近40%无法就阅读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会写议论文,只有1/3能够解决需要几个步骤的数学题。[2]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起“重回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是否有助于挽回美国教育的颓势呢?2008年,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马克‧保尔莱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题为“最笨的一代人”的书,书的第一章综合了教育部和民间机构的考试和调查结果,从历史、公民常识、数学与科技、艺术等几个方面概述了美国学生的知识缺陷。2001年的全国教育进步评鉴(NEAP)的历史考试中,57%的学生的成绩“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达到“优秀”(advanced)。令人惊讶的是,当考题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二战中的盟友时,有52%的人选择了德国、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苏联。其它几个方面的结果同样令人大失所望。[3] 美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来,“弱智化(dumbing down)”这个说法出现在多本有关美国教育问题的著作中,成为探讨美国教育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纽约市资深教师、教育研究者约翰‧泰勒‧迦图写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级数学或修辞课本,你会发现那时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水准。”[4]为了不使美国教育的成绩单显得过于难看,标准化考试机构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义了大学入学统考SAT的分数。1941年SAT开始采用现代形式时,语文考试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满),到90年代平均分已经下降到424分,于是ETS把424定义为500分,以避免让公众感到尴尬。[5] 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表现在学生读写能力的下降上。由于基础知识的欠缺,美国学生的思维能力急剧下滑。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90年代指出,由于不良教育的影响,学生不光不会阅读、不会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把思考和感觉混为一谈”。[6]与60年代那些侃侃而谈的反叛学生领袖不同,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访的参加街头抗议的年轻人很少能够连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缺乏基本的常识和思维能力。 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并非现在的学生没有以前聪明,而是因为被共产邪灵操控的教育系统在悄悄进行一场针对下一代的战争。《蓄意把美国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国教育部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说:“美国人民不理解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战争是在背地里进行的──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目标是被俘虏在教室里的孩子们。”[7]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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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教育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里,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及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主要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它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几乎都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提到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 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中,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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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7):藝術篇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1. 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人類關於「美學」的探討汗牛充棟。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來自天國世界。高深的藝術,都盡力模仿並在人世間展示天國的美。有些藝術詞彙是從相關的神的名字直接演變來的。如果某一領域的藝術家能得到神的啟迪或加持,就能成為該領域中的翹楚。 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大師秉著對神的虔誠信念,殫精竭慮地創作歌頌神的作品。他們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在內的文藝復興中期的藝術家,神奇地掌握了遠遠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時代人的技法,他們的繪畫、雕塑、建築等作品,成為人類藝術的不朽經典,幾百年來為人類樹立了崇高的典範。欣賞借鑒這些作品,不僅能讓後代的藝術家學習純正的藝術技法,也讓普通人真切體會神對人的關懷和眷顧。如果人們對他們的藝術作品、手法和精神善為保存,就能夠保持和神之間的聯繫,即使在人類社會普遍下滑之時,還有希望走回傳統和得救之路。 音樂同樣如此。德國一家歌劇院有這樣的話:「巴赫給了我們上帝的言語,莫扎特給了我們上帝的笑聲,貝多芬給了我們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給了我們音樂,使我們可以不用語言祈禱。」巴赫一生以敬仰、讚美和侍奉神為最高創作原則。在巴赫的所有重要樂譜上,都可以看到SDG這三個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縮寫,意思是「榮耀歸於上帝」。 這是藝術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啟示後,把天國世界的事物表現在我們的物質空間中。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繪畫與雕塑、古典音樂中最傑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創造的,並成為人類藝術的巔峰。 藝術包含著三個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創造和溝通。藝術的創作都是圍繞某個「主題」進行的,這個「主題」就是作者試圖表達的某種信息,無論其藝術形式是詩歌、繪畫、雕塑、攝影、小說、戲劇、舞蹈或電影等。藝術家試圖把這種「主題」傳遞到讀者、聽眾或觀眾的心裡,這一過程就是「溝通」──即讓受眾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藝術創作的目的。 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藝術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對象則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間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藝術家又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提煉出模仿對象更深刻或更本質的元素,以增強藝術家的「表現力」或者說「溝通能力」。如果一個人擁有對神的虔誠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會賜給他創作靈感,他創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純正善良的,對其本人、受眾和社會都是有益的。相反,當人丟棄道德,放縱自己的魔性,邪靈、撒旦和其控制的低靈爛鬼就能夠乘虛而入,藉助人去描繪醜惡骯髒的現象,甚至表現低靈、鬼魂的世界,這樣的作品對創作者、受眾和社會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正統藝術的價值。東西方神傳的文化藝術是連接不同的神與人類文明的通道,所傳遞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產邪靈操縱人炮製出來的各種變異藝術,則是為了讓人遠離神,並更加靠近魔鬼。 2. 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偉大的藝術作品具有傳承文明、涵育道德、傳播知識、陶冶情操的作用,在東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音樂的奧祕在於對天體所呈現的和諧之數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諧法則。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觀點。《史記‧律書》和《樂書》提到音樂和五行的對應,以及樂器的製作方法,也是對天地之數的模仿。唯此才能讓音樂達到與天地的和諧──即「大樂與天地同和」。這樣的樂不僅可以招來仙鶴、鳳凰等神鳥,還能請來神仙。 孔子曾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是因為孔子崇拜周公以禮樂治國。「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2]亦說明純正的音樂對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陣樂》威服四夷,《新唐書》記載,玄奘西行取經時,遠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羅逸多對玄奘說:「你們國家的國君是個聖人,作《秦王破陣樂》。」[3] 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通過舞蹈和藝術展現了優雅和公民規範,舞蹈傳播的不僅僅是技巧,還有社交禮儀和行為規則。路易十四以藝術和文明薰陶歐洲,得到歐洲其它宮廷和大眾的效仿。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不僅是傑出的君王,還是一位音樂家,既作曲又演奏長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劇院,親自督導歌劇,並讓更多的社會階層來接觸歌劇。到了今天,歌劇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幾個例子可見正統藝術傳播之廣和她的感染力。 正統藝術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則,效法神的智慧,帶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響。人們在從事正統藝術創作時,不但身體要按照技術要求參與其中,而且在過程中心靈的專注、靈魂與藝術所表現主題的溝通,往往讓人有超越這個物質世界的特殊體驗。比如唱頌神的歌曲時,那種肅穆莊嚴接近神的輝煌而美好的體驗,難以形諸筆墨。 對欣賞藝術的人而言,藝術作為一個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載體,背後凝結著很多人的智慧、創造和靈感,往往有著超越表面的深刻內涵,有的作品甚至傳遞著特殊的精神能量。這些都能夠在靈性和精神的層面對人起到獨特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其它物質手段所無法取代的。 在影響社會道德精神方面,一個好的藝術家,可以將抽象的價值通過一個個動人的故事灌注到人們的心中。即使一個人並沒有高深的學問、沒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也會從藝術中受到心靈的啟迪和道德的薰陶。在傳統社會裡,對是非善惡的認識,西方人有多少是從《美人魚》、《白雪公主》這樣的民間童話中獲得,中國人有多少是從四大名著、評書、戲劇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現天國世界的作品,更讓我們感受到神的偉大,心向神往並產生皈依的願望。 與此同時,那些不好的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藝術不知不覺地影響人。編劇教授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書中寫道:「每一個有效的故事,都會向我們傳送一個負荷著價值判斷的思想,將這個思想楔入我們的心靈。一個故事的說服力是那麼的強大,即使我們發現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們仍有可能會相信它所傳遞的價值。」[4] 藝術在正反兩方面都可以對人類的道德價值、思想與行為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並非誇大其詞,在我們當下的社會裡,仍然能夠找到許多具體的例證。 「莫扎特效應」(Mozart Effect)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科學界對莫扎特音樂對人乃至動物的正面影響開展了多項研究。2016年,對莫扎特效應更深入的研究發現,莫扎特音樂對人類的認知功能、行為有正面影響。令人驚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樂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勛伯格的現代無調性音樂對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樂非常相似,也就是說有負面影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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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法律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1. 法律与信仰 法律是维系公平正义的刚性力量,惩恶扬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义“善”与“恶”。在信神者看来,善恶的标准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经典很自然地成为法律的来源和根据。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顶部描绘了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时也是正义之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的情景,寓意着神选择了汉谟拉比,并赋予他依此法律统治臣民的权力。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对希伯来人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袭了这种传统。从公元4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到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再到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编撰法律的依据也都是“摩西十诫”和基督教的教义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符合神规定的善恶和宗教教义精神,否则这样的法律就不该被遵守,并应被废除。上世纪美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罗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罗马的神或在犹太教堂里安置罗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宁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其直接与“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相抵触。换句话说,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违背的标准。 “摩西十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条论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当如何爱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条论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其中人能够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永恒不变,因此人间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够稳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才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国亦如此。历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也就是黄帝、老子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的作用取决于它对普遍社会道德和信仰准则的遵从。他认为,法律与宗教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会里,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3] 简而言之,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其权威性从“公平正义”而来,而“公平正义”从神而来,因此法律不仅是正义的,也是神圣的。现代社会的法律仍保留着很多类似宗教的仪式,也是藉由神圣性强化法律的权威。 2. 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共产党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绝不会以正神的教诲作为其制定法律的依据。共产党也要割断与过去先民文化的关系,因此反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这就使得共产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可能。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传统社会中,基督教讲“爱人如己”,儒家讲“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或家人朋友之间的爱,还包含着慈悲、怜悯、公义和自我牺牲等等。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不仅是神圣的,也体现着对世人的关爱精神。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囊括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所有争议和相应的判决,因此法律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条文规则,还加入了所有参与者的主观因素,这要求法官必须从法的精神出发,做出体现善的原则的判决。 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痛斥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尽管对摩西律法的字面规则严格遵守,却对律法中所要求的公义、怜悯、信实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稣则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医、与非犹太人同席,是因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这种善的精神。 共产主义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它不仅仇视神,也仇视神给人创造的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并不讳言,他要将世界摧毁成一片废墟,并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样阔步前行在这片废墟上”。[4] 沙俄时期疯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册子《革命教义问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5] 涅恰耶夫明确表达出革命者对这个世界的仇视,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他使用“教义问答”这样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个仇视世界的邪教。他宣称“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作革命者”。列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没有法律限制地动用国家权力任意屠杀、使用酷刑、连坐,实际上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极为暴烈残忍。这是共产主义原教旨国家走过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第二个月就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拥有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从1918年到1922年,契卡杀人不少于200万。[7] 曾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和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万人”,以公开资料推算,死于苏共镇压和迫害的大约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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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经济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赋予人智慧和体力,也给了人通过付出劳动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生活状态,让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这些权利自然也包含对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这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天理、违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产动力与活力,必然导致士气低落、效率低下、过度浪费与生产倒退。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到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再到柬埔寨、朝鲜,公有制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千百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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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4):经济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鼓吹以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共产主义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 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许多东欧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回归市场经济。一些本来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信奉社会主义搞国有化的国家,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后,也不得不开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共产邪灵在全球攻城掠地,为的就是要统治世界。这些国家一个个地抛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是证明共产邪灵失败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共产邪灵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最终目的而毫无原则,变化多端;它的“原则”随着需要任意变动,对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达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仔细剖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实质,人们不能不惊讶发现,共产邪灵的魔爪早已伸进了经济的每个角落。在各种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国的经济正在一步步脱离自由经济的轨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产邪灵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实面目,思考并制定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人而言,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对社会而言,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1]为达到此目的,共产邪灵在共产国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杀的方式。而在自由社会里,暴力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共产邪灵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形式,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渗透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别。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1)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2)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2] 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3] 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它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另有研究显示,在1900年前后,有20个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税率是10%,日本和新西兰是5%。而到1950年,这20个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超过60%,之后缓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税收不只是针对富人,被直接或变相惩罚的也包括穷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办法通过商业和各种方式合理避税,而穷人在增加收入时,可能面临失去一些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甚至出现越劳动纳税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现状 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张建立“福利国家”,规划“惠及所有国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高福利制度已经扩展为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方面的体系,远远超出传统慈善的临时性贫困救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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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3):政治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产党的教义里,为了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任何手段都不过分。共产党公开宣称,要把暴力和谎言作为取得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工具。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徒杀人、放火、绑票、欺骗,无所不用其极,邪恶骇人听闻,而且绝大多数当事人毫无悔意。 共产邪灵编造的谎言,有“小谎”、“中谎”和“大谎”之分。这个分类对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国家同样适用。一个谣言、一则假新闻、一次对政治对手的栽赃陷害,这类谎言虽然性质恶劣,但只是“小谎”;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复杂的运作和多方面的配合,制造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一系列谎言,可以称为“中谎”,例如中共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仇恨,于2001年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最难以识破的是共产邪灵编制的“大谎”,因为“大谎”几乎等同于整个魔鬼的意识形态,它的规模如此之大,层次如此之多,历时如此之长,涉及方面如此之广,参与的人如此众多,参与其间的人如此之“真诚”、“投入”,以至于人们极难看清谎言的全貌和真貌。共产邪灵历史上编造的“大同社会”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由于无法在局部或短时间内进行检验,就属于“大谎”的例子。上文分析过的被共产主义绑架的“进步主义”概念,也属于“大谎”的范畴。过去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劫持某些社会运动,把群众引导向邪灵想要的动荡和革命,比如环保运动等,亦属此列。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他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只能通过暴力革命。”[2]共产党在夺权过程中,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俄国革命,或是中共煽动的工农运动,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妇幼,烧杀抢掠,手段之恶毒,骇人听闻。共产党的暴力统治犯下的罪恶更是罄竹难书。 共产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谎言来维持权力。谎言是暴力的润滑剂,也成为另一种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间和使用暴力的间隙,谎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时暂缓,但谎言却是常态。共产党什么都可以许诺,但从不考虑兑现其承诺,而且为了需要,可以随便地改变说法、改变形式,毫无道德底线可言,无耻到极点。 共产党说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从一开始就到处散播弥天大谎,制造了无数“人间地狱”。 中国的毛泽东、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夺权之前都声称绝不搞共产极权。但掌握政权之后,都立刻开始高压极权,大规模清洗同党,迫害异己与社会大众。 共产党还狡猾地歪曲语言本身。这是共产邪教欺骗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变语言的语义,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来。语言不断地重复,让变异的语义深植于人的头脑中,比如“神”等于“迷信”;“传统”等于“落后”、“愚昧”、“封建”;“西方社会”等于“敌对势力”或“反华势力”;物质上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大众尽管没有任何权力,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指出社会不公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产邪教毒害的人谈话时,会发现双方往往缺乏沟通的基础,因为同样的话,说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而听者用共产党的语义理解所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产邪教不只自己撒谎,还利用全民政治学习、全民政治表态和全民政治过关来让全民撒谎,败坏人的道德。“摩西十诫”告诫人“不可做假见证”,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人知道共产邪教在造假,也会以假话来应付。共产邪教知道你在说假话,但说谎本身说明你已经宁可说假话也不坚持真理,这就是道德下滑的标志。我们多次说过,中共最希望做到的还不只是杀死人的肉体,而是为了让人的道德堕落到地狱中去,至少在这个层面上,中共已经部分达到了它的目的。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共产邪灵由“恨”等低层败坏物质构成,它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带着恨的特点。其宣扬阶级斗争,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传统的社会制度,归结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剥削”,煽动穷人对有钱人的妒忌与仇恨,并由此转化为暴力行动。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张、共产邪灵的操纵,暴力与谎言在西方社会也随处可见,使社会陷入仇恨和战争状态。 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宣传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还有形形色色受共产邪灵操纵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国备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帮,后来成为左派的“军师”。他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手段显示,他毫无疑问跟共产党是一路货色。 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被美国的街头运动作为教科书。他毫不掩饰他的书是给“一无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要把权力不择手段地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国家。 他表面上强调“渐进、渗透、辩证的过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实质上,他对暴力非常欣赏,只不过是使用了更隐蔽的方式。美国社会主义组织黑豹党信奉毛主义,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口号。阿林斯基嘲笑说,当敌人掌握了所有的枪杆子的时候,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当口号就幼稚了,这时候应该声称相信选票和民主过程,有枪杆子时再用武力不迟。因此他的主张实质跟中共的“韬光养晦”、最后“亮剑”如出一辙。他的一个“规则”,就是鼓动激进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采用各种流氓手段进行恐吓,最后达到搅乱与破坏的目的。 深谙阿林斯基的专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对现行制度毫无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并把这个过程视为一场战争。[3]因此他们会不择手段,并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决定何时采用暴力、用何种暴力,以及使用何种谎言。 在美国社会,可以看到一些政党在打击政敌时不择手段,造假、人身攻击,和共产党很相似,而且常诉诸暴力。暴力倾向越来越强,社会的对立与撕裂也越来越明显。如今美国左右两大党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当年共产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对峙关系,互相之间已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自从2016年新任总统当选以来,美国发生多起由“安提法”引发的暴力事端,目标针对新总统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点在支持新总统的集会上或其它公共场所。“安提法”阻止人们发言,甚至进行身体的攻击。 近年的难民潮给欧洲各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出于“政治正确”支持移民的“精英”对反对难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责骂,称之为“痞子(Pack)”、“硕鼠(Ratten)”、“无赖(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打棒球时,被另一党派的支持者开枪射击,几乎丧命。一位来自中部的左派政党官员甚至说,他很“高兴”该人遭枪击,此官员后来被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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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2):政治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经几乎无所不包。一个政策、一条法令、一个政治事件、一宗政治丑闻,都可以搅动社会舆论;一场最高领导人的大选,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数人只知道共产党国家实行的是共产政治,甚至认为共产党国家已经在抛弃共产主义。殊不知,共产主义背后的幽灵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现于世间。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乃至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都是共产幽灵在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仔细考察,这已经是一个共产邪灵统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之害认识得很清楚,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各国政府却普遍采用了马克思的主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触目惊心。 作为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的灯塔、把共产主义视为邪恶的美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第一次出现了公开表态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并距问鼎总统宝座仅半步之遥;而在被调查的年轻人中,竟然将近半数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1]在欧洲,社会主义早已大行其道。欧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说:“现在,社会主义结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国家制度,而且我觉得,欧洲的绝大部分民众都支持这些东西──如果英国的托利党人胆敢触动英国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肯定会落得斩首的下场。”[2] 在共产国家,邪灵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利用政府机器,暴力杀戮人民、强力摧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炼者,以最后达到其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虽然解体,但共产主义思想并未肃清。在几十年冷战对抗、间谍破坏、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渗透之后,共产邪灵实质上猖獗于整个欧洲。 在西方,共产邪灵想直接掌控国家政权的企图虽然没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掌控国家政权,积极推动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政策,变异法律,鼓动暴力,变异道德,搞乱社会,以最终魔变西方世界,达成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基于美国在自由社会的重要性,本章在展开论述中将以美国为重点。 1. 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共产主义政治”并不限于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一个魔鬼,它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坏思想的坏人和无知而轻信的人,做它在人间的代理人,推进它的目标。因此,在西方自由国家,共产邪灵操纵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视为“共产主义政治”的另类形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在东方多国直接篡夺了政权。有了政权,它就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那里,邪灵的一切政治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权,同时扩大其影响力,无论是对民众的杀害、共党内部的争斗和清洗,对外部世界的欺骗、渗透,都是如此。因为政权在手,它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司法、监狱,乃至教育机构、媒体等,举倾国之力杀戮迫害本国人民,败坏人的道德。 苏联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共党内斗争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内部的所谓“十次政治路线内斗”、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中国人的屠杀,特别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动用举国至少四分之一的财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共产极权控制下所为,也都围绕着维持其暴力政权的统治而达到其毁人的目的。 共产党人深知,政权问题实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就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亦深谙此道,第一个用暴力建立了苏维埃共产极权。斯大林、毛泽东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俩、阴谋、阳谋、枪杆子、笔杆子、杀戮、欺骗等,无所不用其极地篡夺、维护暴力政权。有了对政权的掌控,或杀戮或变异都可以得心应手地进行。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于欧洲非常狂热的时候,其在美国的发展仍然很有限。德国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别写下《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探讨其原因。[3]这一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2016年,美国某主要左翼政党总统参选人在其竞选中就公开大谈社会主义理念。在共产党语汇中,“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本来在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数美国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竞选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许多人,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紧张”,但他却不避讳引入社会主义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竞选中成为一主要政党的两名领先候选人之一。 2016年竞选后期的民调中显示,在其中一个主要的左派政党中,56%的人称自己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4]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调查中就有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民众中有49%积极看待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评价积极的人只有47%。[5]这跟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左移、左派对社会主义的鼓吹以及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有密切关系。 其实,目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幻想与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轻人(包括中国、苏联和西方)对共产党的幻想极其相似。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缺乏深入了解,对表面上看似温和的社会主义没有抵抗能力,历史上人们对共产主义在轻信中受骗的一幕又在重演。 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对年轻人具有相当的欺骗性,他们幻想可以过北欧国家那样的高福利社会主义生活。其实,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经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然而一旦有人要对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动,习惯享有高福利的民众一定会群起抵制,使其落选。这时候能够胜出的是那些主张继续扩大税收、扩大政府干预、用寅支卯粮的办法解决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的:“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这样,往往目标是崇高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6] 通过高福利社会主义,使得政府不断扩张,让人用选票“主动地”从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产邪灵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国家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北欧模式”从民主走向极权也不过一步之遥。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旦社会主义阶段完成,政治头领们马上就会推动向共产主义过渡,私有财产、民主竞选机制马上就会被废除,国家就会迅速走向极权,高福利制度将被箝制人民思想与喉咙的枷锁取代。 3)控制政党、议会、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国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东方国家那样直接掌控政权,并非易事,所以它们势必要采用各种政治手段,迂回地、间接地让西方国家政府变成邪灵掌控的机器,以售其奸。 美国是以两党为主的多党制,共产主义要想进入美国政治主流,必然试图控制两大党中的一党甚至两党。控制政党之后,下一步就是控制越来越多的议会席位,让自己的候选人占据政府或者法院里的关键职位。从美国被共产邪灵渗透的情况,人们可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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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1):家庭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2)女权运动后果: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混淆性别角色 今天,女权主义观念已经深深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据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观点项目的调查,现在大约有59%的女性支持女权主义观点。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观点是,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别之外,没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因此,男女在行为和性格上的差别完全是因为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从而男女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里应该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都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比如,大企业高管、顶尖大学的高级别学术职位、高级政治官员等职位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女权主义就认为这主要是性别歧视造成的。事实上,公平的比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工作态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性别差别。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这样的高阶职位往往要求长期高强度超时工作,牺牲周末甚至晚间的休息,正吃着饭接到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经常出差离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断职业生涯,而且更倾向于多花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不愿意在这方面牺牲;另外升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较刚毅强势的性格,这也和多数女性温柔的性格特点相左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只有少数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权主义就认为都是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观念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反对女人应当性格温婉,应当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观念;认为政府应当提供婴幼儿抚养教育的公共服务等等。 同时,当代女权主义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别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现象,即只有把过错都归结到社会原因、传统道德观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确”。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探讨关于在顶尖大学的科学和数学领域里为什么女性教授比例低于男性。他认为除了这些职位所要求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挤占家庭团聚时间),且往往需要每周工作80小时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差别,应当进一步研究还有一种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学和数学能力上的差别。他指出,研究早已证实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着差别。结果女权团体NOW发起对萨摩斯教授“性别歧视”的抗议,要求哈佛赶走校长。这位校长被媒体声讨,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保证会提供5千万美元来鼓励教职员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学》杂志(Science)就发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存在显着差别,男生更强。[2]随后一项研究发现,男生“数学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数学部分衡量数学推理能力,达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数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组追踪发现,少年时期SAT表现为“数学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后在数学和相关的科学领域里获得了高学历,并对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到满意。[4]也就是说萨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着差别,可能导致更多天才男生长大后在数学相关领域里获得职业成就)确实是有相关研究结果支持的。 早有媒体指出,萨摩斯事件中强制不同观念“公开认错”,和共产国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没有真正弄清所谓“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励“多元化”实际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数,达到结果平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一个词‘平等’: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均等,民主寻求的是机会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权主义背后隐藏的共产主义基因。[5]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试图证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优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人为地抹平两性之间的差异既不符合常识,也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各尽所长。 如果说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别不那么直观的话,女权主义否认男女生理和体力上的差别就更匪夷所思了。在东西方的传统理念中,男性承担保护者的角色,消防员清一色为男性一直被视为正常。女权主义宣称男女的绝对“平等”,要求女性同样承担传统上男性的角色。这又带来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2005年纽约市消防局首度允许一名没有通过体力测试达标的女性成为消防队员。消防员必须背着氧气罐和50磅重的装备,经过一系列挑战体力的测试。这位女性总是无法达标。尽管其他消防队员指出未达标的队员在团队行动中免不了需要队友为之牺牲和付出,并且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但是消防局最终还是决定同意录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为了避免一场女权团体的诉讼。[6]女权团体长期指责纽约消防局制定的体力标准要求过高造成女性消防队员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被迫降低标准录取更多女性。实际上,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消防部门早就实行了性别配额录取,也即如果录取50%的男申请者,那么也要同比例录取50%的女申请者为消防队员──尽管男消防队员体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这种无理性追求结果均等还带来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问题:女权团体马上又抱怨女消防队员面临男队友的霸凌──后者指责她们不够格、不配当消防员,造成“精神压力”。[7]这给女权团体带来了进一步斗争、争取“平等”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在共产邪灵安排下,女权主义种种看似毫无理性的行为,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实际是挑战所谓父权社会(即传统社会),从而颠覆传统家庭,这一点和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一脉相承。传统社会认定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男性作为保护者,承担支撑家庭、支撑社会、保护女性和孩童的责任。而女权主义要挑战的正是这种父权社会结构,认为男女一样,这种父权社会造成了男性的优势和对女性的“压迫”。所以传统骑士精神、绅士风度都被鄙视。按照女权主义理想,未来的社会将不允许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没之前,男性主动把一切求生机会让给女性的美德。 女权主义挑战父权社会还表现在对孩童教育方面。女权主义推动的平权法修正案(ERA)在宾州通过后,针对宾州校际体育联合会的一场诉讼的法庭裁决说,学校必须把学生包括在所有体育活动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论性别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别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课。[8] 美国学者萨莫丝在《针对男孩子的战争》一书中举了许多压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个是纽约皇后区的纽约飞行学校。该校招收的都是当地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优秀学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把该校列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各种动手制作电动、机械飞行器的机会,不难理解,入学的男孩占绝大多数。女孩在学校中比例较小,但也表现不俗,并得到充分尊重。该学校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面临女权团体的指责和法律诉讼威胁,要求必须提高入学女生的比例。[9]女权团体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创办人2010年在白宫发言中专门把纽约飞行学校列为“性别隔离”的例子,声称“在我们获得绝对的平等之前,我们绝不能在花环上躺着休息,我们的路还很长”。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从小培养男孩具有男子汉精神,鼓励他们有独立、冒险进取的精神,以及鼓励女孩温柔体贴、照顾家庭,都是造成将来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压迫和歧视女性的根源。 实际上女权主义的极端做法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社会朝着无性别的方向发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别心理特征,这将影响年轻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可以预见,更多的人群将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事实上,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种趋势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告诉家长:“妈妈,我生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中。”到2017年,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约2000例有类似问题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当然这也是女权主义背后的共产基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尽一切办法摧毁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造成家庭崩溃和解体。 在传统文化中,神(天)赋予女人生养、教育孩子的责任,东西方传统文化中伟大的英雄背后都有伟大的母亲;而女权主义主张,父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人们期望女人养育自己的孩子,认为家庭妇女和母亲的责任是“没完没了、枯燥无聊、毫无回报”的。有人做了小统计,发现知名女权主义者几乎都是婚姻破碎、终身未嫁或者即使结婚也没有子女的女人,感叹她们当然无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视为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养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长中获得母性的自然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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