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 “这些想法反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 1）“危险意识”无处不在 在开放初期，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学家的面，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 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在电话里，老人想了一想说，我还是不来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来十七八年了，没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评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这些‘反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本能”地躲避。 人们知道高压电、过马路闯红灯、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东西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一念。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 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向来都是一个褒义词。 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或者一谈到共产党，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学、就业、参军，都离不开政治审查。对重要社会事件，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四十年前，在家里种几根青菜，养几只鸡都是政治问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历次运动中，不跟上形势，“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与党一致的时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确的，与党不一致的时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2）党文化造就的心牢 俗话讲，“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牛因为没见过老虎，自然不会认为老虎危险。而很多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受到中共迫害，但是这种思维却几乎人人都有。原因何在？是因为党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给中国人造就了心牢。 从心理上讲，“危险意识”来源于“怕”。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人的言论和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控制的。如果思想中有了不符合党的观念，保不准什么时候就露出端倪或者说漏了嘴，不就会遭到中共的整肃吗？历史上吃了这种亏的人大有人在。于是，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就连跟党不一致的想法都不敢有，要自我约束。不但自己不能有，还要让家人都不能有。整个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危险意识”。 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与中共长期的思想灌输和高压统治是分不开的。 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周期性的杀人、镇压、搞运动，目的就是强化民间的恐怖记忆，巩固中共的政权。中共历史上的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恐惧心理。中共控制一切资源，掌握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其迫害手段没有底线，也没有预知范围。持有与“党”不同意见的人，遭到的是从小到大，从经济、名誉、心灵、肉体、生命等各层面的压制和迫害。不信和质疑共产主义邪说，不满并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存有不同意见，也会遭到严厉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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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共产党依靠超乎寻常的宣传灌输和触及灵魂的血腥实践把党文化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党文化的思维从被动接受最终演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党文化思维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欢思考，有的民族喜欢音乐，有的民族喜欢创新，各个民族的各种思维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们被共产党强加的“本性”却非出自人性，而是党性。党文化变异了我们的民族，造成人与人交往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充满斗的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习惯性地离不开党；在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险；习惯性地讲党八股话；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和党与民族的概念，等等。 这种党文化思维在全社会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响到思维、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的“习惯势力”。我们看到，即使共产党的组织解体，但党文化所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不能化解，那么未来的中国仍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但却带有深重共产党阴影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思维、话语以及行为中的党文化“习惯”不能得以清理，它还将影响我们的是非判断、信息分析与决策，我们仍然可能互相戒备、仍然会去掠夺自然战天斗地、仍然会觉得国际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这就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即使发动机熄火，它仍可以顺着惯性滑行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清理一下党文化中的习惯性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 1．人人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1）人人见面有戒心 中国人自古淳朴好客。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亲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揣摩他是不是图谋不轨；看见有人带着小孩寻求帮助，你也许会猜测那孩子是不是用来坑蒙拐骗的“托儿”；人在路边招呼你去帮个忙，你会警惕是不是附近藏着他的同伙，正等着傻瓜自投罗网。 相反，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对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车子坏了，常常有人停下来问你要不要帮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边，人们更是要踊跃伸手。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古人心中的礼仪之邦。今天为何在文明礼仪的故乡，反而不见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充满了戒心呢？这种戒心还不仅仅限于陌生人。上下级、邻里、同事、甚至于亲朋好友之间，也常常存在防范心理。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后看透世态炎凉后那颗自我保护的对他人的戒心。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严的城池。互相间的戒心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正常社会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人目前的戒心并非来自对方传递的信息，戒心不是因为对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产生戒心，上来就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人人见面有戒心，时刻防备他人，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有人说中国人活得真累。确实如此。 （1）习惯性的戒心是党文化造成的后果 人都单纯过，相信过，真心付出过。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运动中，或者自己整过人，或者被人整过，或者今天整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整，或者看到别人整别人，或者看到别人被别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斗争史。 中国民间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共的斗争哲学硬生生把这个关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社会地位来划分的阶级（群体）对立关系。人们开始用敌视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人，用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党性、兽性、阶级性代替了人性，专政代替了关爱，敌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们被随时要求防范所谓“敌人”的“渗透”、“攻击”和“反扑”，由此既担负了防范“敌人”的义务，同时也产生了必须警惕“敌人”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担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会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去提防别人，才可能换来一点安全感。长期下来，这种敌视防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的常态。群体戒心可以说是传统信仰和道德被摧毁以及中共灌输阶级斗争观念的一种必然结果。 烘托整人闹剧的是种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务、告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倒戈、两面派、墙头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邻里成仇、师生相斗、隔墙有耳等等。留心眼成为了人们求生的本能。 (大纪元插图) 如果说人整人造成的戒心还有丝丝裂缝的话，中共社会从上到下的谎言则把那些裂缝都堵上了。在心理学上发现，一个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时候遭到欺骗，会造成强烈的情感伤害。越是真诚过，伤害后会反弹越激烈，越会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国人当初曾经对中共盲信盲从过，但中共的种种出尔反尔，参与者的种种丑陋，受害者的残酷磨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灵创伤。一次次的被骗被迫害，人们本能地形成了防备别人的心态。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设想别人有问题，让自己警惕起来，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让人不相信别人，怀疑一切。戒心成为习惯后，又会反过来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不相信”会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子》中讲了一个“疑邻窃斧”的故事。有一个人丢了斧子，他怀疑是被邻居的儿子偷去的。于是他仔细观察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说话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脸上的表情、动作举止，没有一样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后来直到这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时再看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说话、表情等一点也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样子。 中共给我们培养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首先人人都不可信，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然后再为这个预设的立场搜集证据。此时我们就像那个丢了斧子的人一样，看别人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相信。党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怀疑一切”被作为人们思维和交往的指导思想，提倡鼓励人人相互戒备。马克思在接受大女儿燕妮的采访时的回答可以说是党文化的三昧：“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喜爱的颜色——红色；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党文化三昧(大纪元插图) 斗争和谎言还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党文化建立过程的深层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毁了传统信仰，否定了传统文化，灌输斗争哲学，宣传马恩列斯毛伟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运动破灭后，带给人的是什么也不相信的心理创伤。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们抹不去的重重戒心。 （2）戒心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