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下)

3.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 “这些想法反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 1)“危险意识”无处不在 在开放初期,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学家的面,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 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在电话里,老人想了一想说,我还是不来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来十七八年了,没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评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这些‘反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本能”地躲避。 人们知道高压电、过马路闯红灯、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东西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一念。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 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向来都是一个褒义词。 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或者一谈到共产党,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学、就业、参军,都离不开政治审查。对重要社会事件,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四十年前,在家里种几根青菜,养几只鸡都是政治问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历次运动中,不跟上形势,“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与党一致的时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确的,与党不一致的时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2)党文化造就的心牢 俗话讲,“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牛因为没见过老虎,自然不会认为老虎危险。而很多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受到中共迫害,但是这种思维却几乎人人都有。原因何在?是因为党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给中国人造就了心牢。 从心理上讲,“危险意识”来源于“怕”。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人的言论和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控制的。如果思想中有了不符合党的观念,保不准什么时候就露出端倪或者说漏了嘴,不就会遭到中共的整肃吗?历史上吃了这种亏的人大有人在。于是,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就连跟党不一致的想法都不敢有,要自我约束。不但自己不能有,还要让家人都不能有。整个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危险意识”。 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与中共长期的思想灌输和高压统治是分不开的。 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周期性的杀人、镇压、搞运动,目的就是强化民间的恐怖记忆,巩固中共的政权。中共历史上的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恐惧心理。中共控制一切资源,掌握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其迫害手段没有底线,也没有预知范围。持有与“党”不同意见的人,遭到的是从小到大,从经济、名誉、心灵、肉体、生命等各层面的压制和迫害。不信和质疑共产主义邪说,不满并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存有不同意见,也会遭到严厉的清洗。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仍然实行着高压统治、特务统治和黑社会统治。其手段包括:封锁自由资讯,监听人们的言论,实行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追求自由信仰、自由言论以及合法抗争的民众;监控海外归国人士;挟持国家资源进行海外渗透,等等。 (大纪元插图) 人与人之间的戒心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人们不知道谁最后会捅自己一刀,会告自己的密,党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有时是自己的敌人,有时却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是自己舍命相救的人。告密成为了中共统治下独特的一道龌龊的文化景观。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采取了与党一致的做法,在稍微“敏感”一点儿的话题上,就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于是,接受了党文化的人们主动地用中共的思想考虑问题,揣摩中共的心思,体会中共的观念。表现形式有:先假定自己是中共,跟中共保持一致,然后判定什么是符合目前党观念的,接着拿这个规矩去衡量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对自己是画地为牢,努力排除自己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连想都不愿想;对别人谈论“敏感”话题进行阻止和劝说,更有甚者直接就去举报或者打小报告,直接让党来迫害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便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在没有党控制的环境里,仍然“本能”地害怕,人们像机器人一样服从党的命令。 画地为牢(大纪元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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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上)

一种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共产党依靠超乎寻常的宣传灌输和触及灵魂的血腥实践把党文化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党文化的思维从被动接受最终演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党文化思维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欢思考,有的民族喜欢音乐,有的民族喜欢创新,各个民族的各种思维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们被共产党强加的“本性”却非出自人性,而是党性。党文化变异了我们的民族,造成人与人交往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充满斗的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习惯性地离不开党;在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险;习惯性地讲党八股话;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和党与民族的概念,等等。 这种党文化思维在全社会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响到思维、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的“习惯势力”。我们看到,即使共产党的组织解体,但党文化所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不能化解,那么未来的中国仍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但却带有深重共产党阴影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思维、话语以及行为中的党文化“习惯”不能得以清理,它还将影响我们的是非判断、信息分析与决策,我们仍然可能互相戒备、仍然会去掠夺自然战天斗地、仍然会觉得国际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这就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即使发动机熄火,它仍可以顺着惯性滑行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清理一下党文化中的习惯性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 1.人人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1)人人见面有戒心 中国人自古淳朴好客。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亲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揣摩他是不是图谋不轨;看见有人带着小孩寻求帮助,你也许会猜测那孩子是不是用来坑蒙拐骗的“托儿”;人在路边招呼你去帮个忙,你会警惕是不是附近藏着他的同伙,正等着傻瓜自投罗网。 相反,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对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车子坏了,常常有人停下来问你要不要帮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边,人们更是要踊跃伸手。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古人心中的礼仪之邦。今天为何在文明礼仪的故乡,反而不见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充满了戒心呢?这种戒心还不仅仅限于陌生人。上下级、邻里、同事、甚至于亲朋好友之间,也常常存在防范心理。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后看透世态炎凉后那颗自我保护的对他人的戒心。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严的城池。互相间的戒心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正常社会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人目前的戒心并非来自对方传递的信息,戒心不是因为对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产生戒心,上来就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人人见面有戒心,时刻防备他人,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有人说中国人活得真累。确实如此。 (1)习惯性的戒心是党文化造成的后果 人都单纯过,相信过,真心付出过。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运动中,或者自己整过人,或者被人整过,或者今天整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整,或者看到别人整别人,或者看到别人被别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斗争史。 中国民间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共的斗争哲学硬生生把这个关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社会地位来划分的阶级(群体)对立关系。人们开始用敌视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人,用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党性、兽性、阶级性代替了人性,专政代替了关爱,敌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们被随时要求防范所谓“敌人”的“渗透”、“攻击”和“反扑”,由此既担负了防范“敌人”的义务,同时也产生了必须警惕“敌人”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担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会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去提防别人,才可能换来一点安全感。长期下来,这种敌视防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的常态。群体戒心可以说是传统信仰和道德被摧毁以及中共灌输阶级斗争观念的一种必然结果。 烘托整人闹剧的是种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务、告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倒戈、两面派、墙头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邻里成仇、师生相斗、隔墙有耳等等。留心眼成为了人们求生的本能。 (大纪元插图) 如果说人整人造成的戒心还有丝丝裂缝的话,中共社会从上到下的谎言则把那些裂缝都堵上了。在心理学上发现,一个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时候遭到欺骗,会造成强烈的情感伤害。越是真诚过,伤害后会反弹越激烈,越会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国人当初曾经对中共盲信盲从过,但中共的种种出尔反尔,参与者的种种丑陋,受害者的残酷磨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灵创伤。一次次的被骗被迫害,人们本能地形成了防备别人的心态。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设想别人有问题,让自己警惕起来,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让人不相信别人,怀疑一切。戒心成为习惯后,又会反过来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不相信”会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子》中讲了一个“疑邻窃斧”的故事。有一个人丢了斧子,他怀疑是被邻居的儿子偷去的。于是他仔细观察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说话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脸上的表情、动作举止,没有一样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后来直到这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时再看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说话、表情等一点也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样子。 中共给我们培养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首先人人都不可信,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然后再为这个预设的立场搜集证据。此时我们就像那个丢了斧子的人一样,看别人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相信。党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怀疑一切”被作为人们思维和交往的指导思想,提倡鼓励人人相互戒备。马克思在接受大女儿燕妮的采访时的回答可以说是党文化的三昧:“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喜爱的颜色——红色;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党文化三昧(大纪元插图) 斗争和谎言还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党文化建立过程的深层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毁了传统信仰,否定了传统文化,灌输斗争哲学,宣传马恩列斯毛伟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运动破灭后,带给人的是什么也不相信的心理创伤。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们抹不去的重重戒心。 (2)戒心的传承 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些运动,现在也好像没有跟以前一样讲阶级斗争了。但事实上,造成人们习惯性戒心的社会机制仍然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在中共的喉舌媒体中,人们仍然可以随时看到“清醒认识”、“严密防范”、“高度戒备”、“严厉打击”、“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等等字眼,时时激发人们的斗争心态。 现在的父母也用自己经历的政治运动的教训,谆谆教导年轻一代随时警惕小心,让这种戒心思维代代“承传”着。朋友之间也往往会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人要提防一点”,让防备的记忆时时更新,戒心效应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被放大。 中共所灌输的互相检举、揭发打小报告的告密文化,到现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精致周密。孩子们从上小学幼儿园开始,就被鼓励从告密行为中获得好处。大学里为了入党和分配好工作,学生们用告密的方式向辅导员“要求进步”,搞好关系。工作单位里在私下骂领导最凶的却往往是领导安插来让手下放松警惕、敞开心扉说实话的探子。 中共的党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管。从报章杂志到互联网,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处处控制、操纵着社会。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视之下。中共对六四的镇压、对上访人士的抓捕、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信仰团体的迫害,说明中共的阶级斗争思想仍然无时不在地运作着。尤其是对法轮功镇压中采用的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全民动员、人人过关、人人表态,与文革有什么两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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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七:生活中的党文化(下)

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党文化无处不在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除了完全占据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外,还全面介入一向被认为是百姓个人领地或隐私范畴的家庭生活。结不结婚、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何时才能生,党一概要管,而且是动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来管。 夫妻本是姻缘所致,恋爱和婚姻是人类富有浪漫色彩的永久话题,家庭更是人生航程的栖息港湾。家庭和睦,夫妻恩爱,那是人们所期望的幸福。但是,共产党却要把阶级斗争的战场直接开进每个家庭。夫妻变成了立场分明的“革命同志”,政治斗争从工作场所延伸到下班后的厨房和卧室,造成了变异的家庭关系。 上天造人,分为男女,是要他们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因此男女双方在人的特性和身体能力上各有所长。而共产党却要把女人变成男人,鼓吹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不但没有让妇女在求职就学和政治官场上的地位上升,反而把中国女人的温柔贤淑抹杀殆尽,造成了大陆社会特有的阴盛阳衰的恶劣后果。 1)控制生育 中共有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党策”)叫“计划生育”,国际社会称其为“一胎化政策”,因为牵涉到妇女儿童权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争议。我们暂时撇开这些是非不说,单是这项政策出台的本身就有着很深的共产党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党文化因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按照这种来源于唯物论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数量和炼钢织布的产量可以相提并论,都是党眼中的“生产”,那么就像共产党搞计划经济一样,控制各种产品的生产量,共产党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毛和中共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称号。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写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彻底的揭发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1981年3月6日,中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强制要求少生孩子,“计划生育”遂成为中共的基本“国策”。 中共的“计划生育”和外国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计划”通常是得到政府补助、服务和相关咨询,由民众自愿进行。而中共的“计划生育”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提倡(在很多单位是强制)晚婚晚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除少数例外),育龄妇女要领取生育指标才能怀孕。 “计划生育”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胎儿未出生时,或者说流产可行时,计生委“执法人员”强制把非计划怀孕者送至医院流产。倘使胎儿在出生后才被发现,计生委将“依法”对该家庭处以高额罚款。在实际操作中,共产党一如既往地暴力当头,人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计划生育”执行范围广、时间长,又涉及胎儿生命,其过程异常残酷。特别是对“超生”的农民,中共整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无准生证,就不准生出活的来。即便生下来了,医生护士也必须把刚出生的无辜婴儿活活弄死。据估计,从“计划生育”开始,至少有四千万名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中共杀死。 从大陆乡村的口号和标语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杀气。“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并且不是说说而已。抄家、扒房、抓人、连坐、杀婴等等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2006年中国大陆媒体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武汉市黄陂区蔡店村村民黄求生因家境非常贫寒,没有钱上下打点,计生办的人冲到他家将已怀孕九个月的黄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给她打了一针堕胎药,当日下午黄妻将孩子生下来。然而那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计生办的人见状,就逼着黄把仍活着的婴儿丢掉。下午五时左右,一位姓刘的太婆听到街坊说,乡财政所后面的厕所里有小孩子的哭声。当过医生的刘太婆赶忙循着哭声找去,果然在男厕所的便池里发现了该男婴,只见他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便里。刘太婆急忙上前将孩子捞起,简单的清洗后,马上抱到隔壁的诊所,为孩子剪断脐带,打针消毒。一切处理妥当后,刘太婆用包被将孩子包好,坐在门口给他喂水喝。正在这时,乡计生办的五个人出现在刘太婆家门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刘太婆怀中的孩子,掼在地上。当时只听得一声闷响,孩子痛得四肢抽动,计生办的人还不罢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脚。之后,这伙人将小孩拎走,走了老远还听到孩子的哭声。最后,计生办的人将孩子放在水稻田里淹死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大陆,并非个别现象。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无神论教育的具体表现。即使发生很大的天灾或战争,屠婴都是重大的反人类罪行,而中共“无神论”教育下的各级官员唯中共马首是瞻,毫无“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观念,对杀害婴儿毫无负罪感。 西方国家有个传统,遇到危险时总要把生机留给小孩和妇女。尊重弱者权利的民族,才会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中共对婴儿人权的蔑视,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所有人的人权。中共对农民的压榨,对矿难的冷漠,对上访人员的无情迫害,甚至是对婴儿的杀戮,都反映出“弱肉强食”的价值观。结果就是中共人权记录的持续恶化。 人们可能会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人口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由政府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的主要是中国。这里不是反对解决人口问题,而是反对中共为所欲为不敬神明,特别是杀人害命的做法。 中共控制生育造成了严重后果,其表现为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面临崩溃的压力。现在的一对夫妇在供养四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父母老了就没有依靠,而国家又没有救助机制。在中国农村地区,一个家庭一旦生了女儿,那么在女儿出嫁而父母年老后,将无人、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失去生活来源。 计划生育还造成中国目前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衡。从前生了女孩,还可以接着生,直到有男孩为止。现在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许多人通过堕胎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性别选择,为了传宗接代,香火传承,流产女婴保男婴,结果造成男女婴儿比例严重失衡,如今达到120:100,这意味着二十年后,会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大约4000万)找不到配偶,从而给社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控制生育还造成了城市年轻一代极少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们动辄成为一个个独享宠爱的小皇帝,造成了“骄娇”二气严重以及自私任性、缺乏责任感和缺乏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当这一代独生子女们成为社会的中坚时,他们的性格特点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 其实,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正如《诗经》所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以上根据1986年的统计数据,现在在进一步下降)。 习惯于杀戮和强制政策的中共,对于堕胎兴趣盎然,而对于有根本作用的教育,却毫无兴趣,投资比例之低令人咋舌(不到GDP的4%,在世界排名到几乎末尾,不及非洲的乌干达)。按中共公布的资料,2006年全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约需2260亿元;而中共公款吃喝仅2004年一年就达3700亿元。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停止公款吃喝,便足以让全国适龄儿童受到免费教育;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有效减缓人口增长的压力。 本世纪,许多国家采取了家庭计划的办法。例如印度,超过21岁法定年龄结婚者予以奖励、对生育了两个孩子后主动做绝育手术的夫妇在家庭福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给予照顾等等,但没有强制性措施。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国家也为家庭计划立法,但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夫妇有权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 西方国家面对低生育率,应对的措施无非是经济上提供补贴或者减税之类的鼓励,政府也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控制生育。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去管每个家庭的生育问题,更没有暴力机构去保证生育政策的实施。采取控制生育的只有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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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七:生活中的党文化(上)

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经历过漫长的积累和演化过程。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一代又一代帝王逝去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终结了,但敬天、信神、仁民、爱物的价值核心却从来没有失坠。 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部门,以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等等。政治的存在为社会服务,社会的存在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这些社会的基本内容对政治起着制约和引导的作用。当政权偏离了正义的轨辙,人们可以依据社会公认的准则规范政权、校正政权,甚至推翻政权(替天行道)、重建政权。孔子说过,“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说,朝廷失去礼仪,要去民间把礼仪找回来。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其重要性甚至远在政权之上。 传统中国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涵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健康的社会意味着心智健全的人民,而心智健全的人民不会听凭共产党愚弄和恐吓。因此,共产党要全面根除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因素,用党文化取而代之。 在共产党统治下,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一元化。共产党声称“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在一片杀伐声中,破除的是中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建立的是具足中共邪恶基因的党文化。 或许有人以为自己没有受到党文化的沾染,比如很少看电视和报纸上的时事,或者基本不参加政治学习。可是,中共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而不是“党领导一切减去你的个人生活”。党文化对中国人生活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说,只要是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就不可能不受到党文化的毒害。 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深刻而彻底。历法节庆、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甚至家庭和生育,都被中共揉捏成它想要的样子。我们下面从几个简单的例子入手,讨论生活中的党文化。 1.把中国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把中国新年叫春节 现在的中国人把传统的历法叫作农历或阴历,把“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这里所用“农历”、“春节”等说法带有明显的党文化含义。一个名词的改变看似无关紧要,但几千年历史的传承却会因此斩断。 1)把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 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历史的,中国对历史的记载之详尽和准确远非有着同样久远历史的欧洲或非洲可比。这固然由于中国人有记录历史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修史利器——纪年方式。 简单地说,“历史”就是对“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记载。如果纪年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会给修史带来极大的障碍。也正因为此,欧洲的历史在统一历法(十七——十八世纪)之前的年代常常是模糊甚至混乱的。 中国的传统历法以干支纪年。所谓“干支”是“天干”与“地支”的简称。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纪年则按顺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为始,六十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直至无穷。这种干支纪年的方式使中国历史摆脱了年代的定位问题,几千年后,中国人仍能很轻易的将中国史书中的纪年对应到西元的纪年上。 另外中国人也以干支来纪月、日和时。换句话说,由于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个字,每一个时刻都由年、月、日、时的干支来标记,因此共有八个字。例如2006年6月6日早上6点,就属于“丙戌年甲午月丙寅日辛卯时”,此时出生的人“生辰八字”即为“丙戌、甲午、丙寅、辛卯”。 中国最早的历法是轩辕黄帝颁布的。轩辕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因此,中国人对历法的重视可见一斑。《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都对历法进行了修订,在帝舜的时代人们对一年的天数、节气的划分已经相当准确。 由于轩辕黄帝是道家文化的创始人,因此中国人从文明之初就非常重视道家的阴阳学说。历法也表达了阴阳平衡的概念,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既不是单纯的阴历,也不是单纯的阳历。 现在人们常用的公历就是一种太阳历(简称阳历),它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基础,其月份的划分与月亮的盈亏没有关系,只是个名称而已;伊斯兰教历法是一种典型的太阴历(简称阴历),它完全以月亮的盈亏周期为基础定月份,每年12个月,大约354天,所以积33年与公历相差一年。 注重阴阳平衡的中国古人制定的传统历法,同时兼顾月亮的盈亏周期和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其历月的平均长度接近朔望月,定“朔日”(即月球位于太阳与地球之间,月球被太阳照亮的半球背对着地球,这一天从地球上看不到月亮)为每月初一日,所以月中则为“望日”(月圆之日);通过设置闰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是一种“阴月阳年”式的阴阳合历。它既能使每个年份基本符合季节变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与月相对应。此外早在舜帝之时,准确描述季节变化的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就已经完成,传统历法中的节气取决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位置的周期变化,属于太阳历范畴。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天人合一”,道家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因此极为重视对天象的观测。汉初司马迁写《史记》时,专门写了一章“天官书”,对星球的运转规律、位置以及对人间格局的影响做了详细的阐述。 由于天干地支对应着五行,并进一步对应方位、颜色、季节、五脏、社会结构等,因此成为周易预测学的主要依据。以干支纪月时,这里的“月”也是传统历法中的以月相盈亏为基础的月,即周易预测也必须基于传统历法。 在历史皇朝建立之后,皇帝登基,或者发生什么大事、天灾等,都会改年号,所以历法中又加入了年号。如我们所熟悉的“贞观”、“永乐”、“康熙”等都是年号。因为传统皇朝的历书都由皇帝颁布,与皇帝年号联系在一起,并且由官方刻印,因此传统历法被称作“皇历”。又因为最早的历法来源于黄帝,因此也叫“黄历”。 皇历以干支纪年,包括二十四节气的日期表,每天的吉、凶、宜、忌,涉及婚姻嫁娶、仪式庆典、建造搬迁、生活起居、祭祀安葬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历法充分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 蕴含着自然循环运化的规律,即时(时间)空(方位)互动,和“阴”与“阳”的作用结果,同时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相生相克、祸福转换、改朝换代、循环往复等规律的理解,其背后反映的是道家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敬畏天地神明、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的价值观。 中国历法由于其阴阳平衡、天人合一、预测学内涵而成为中共消灭的对象。 中共建政之后,开始认为“皇历”代表了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并且其中有很多与预测学、风水等有关的内容,于是废止了“皇历”。叫“黄历”或“夏历”则会让人回溯历史,于是称传统历法为“阴历”。应该说,“阴历”的叫法是错误的,中国历法是“阴阳合历”,叫“阴历”就打破了传统文化中阴阳平衡的观念。然而,中共觉得“阴”仍然是道家的提法,还是带有修炼内涵,于是在1968年,中共以破“四旧”为名把传统历法叫成“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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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绪论

在地球的东方,生活着我们中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是什么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呢?显然不仅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数千年里,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曾经是礼仪之邦。 然而,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今天的中国人却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 纵观欧洲、亚洲各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丧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业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传统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国人观点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和两百年前独立战争时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变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人为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变化开始于1949年,一直持续至今。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 文化一词本身,很难进行精确定义。现代的“文化”词义,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后才逐渐定型。1952年,美国的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着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被大部分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内在的价值观,二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在其他文化系统中,终极价值观都来源于一个超越世俗的最高权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担任这个角色的是神,在现代社会,则由神和法律共同担任。和所有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和利益。在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离我们已经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经存在过;祖祖辈辈教给我们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今天已经被战天斗地所取代;殊胜的修炼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地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力和利益。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 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 落叶归根,中国人对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海外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烧起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时也。 2006年9月24日更新 dajiyuan.com / epochtimes.com 已满: 九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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