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前言 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六千万至八千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11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 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 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份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 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儿,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大纪元配图) 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大纪元配图) (一)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大纪元配图)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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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大纪元配图)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大纪元配图)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大纪元配图)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大纪元配图)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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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前言 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汉书‧食货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钳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一千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200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 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作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它“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它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建政仅3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贯彻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少数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1,扩大到3.1比1。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3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建政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份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有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的56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13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万1千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 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份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份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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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前言 按《说文解字》,“党”(繁体,上尚下黑)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 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   孔子(大纪元配图)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份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份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参加中共一大的部分代表(大纪元配图)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以此为依据,摧毁一切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 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及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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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

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全世界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但是中共在彻底垮台之前,却力图将其命运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古国绑在一起,这是我们民族的大不幸。如何看待共产党,如何过渡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社会,如何延续我们民族的薪火传承,已经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具体问题了。 大纪元将于今天开始发表特别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给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盖棺论定。 纵观八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而这一切灾难都在共产党精密的策划、组织和控制下发生着。 “无可奈何花落去”,现今苟延残喘的共产政权已经日暮途穷,它们的崩溃指日可待。在其彻底灭亡之前,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让仍旧被共产政权欺骗的人们认清它十恶俱全的本质,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也最荒谬的一页,又以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忍”的镇压最为邪恶。这场运动给中共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反思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由此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而得以成全。 《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的题目: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九评之三: 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大纪元编辑部敬告 2004年11月18日(dajiyuan.com) / epochtimes.com 已满: 九评共产党 FULL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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