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七:生活中的党文化(下)

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党文化无处不在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除了完全占据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外,还全面介入一向被认为是百姓个人领地或隐私范畴的家庭生活。结不结婚、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何时才能生,党一概要管,而且是动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来管。 夫妻本是姻缘所致,恋爱和婚姻是人类富有浪漫色彩的永久话题,家庭更是人生航程的栖息港湾。家庭和睦,夫妻恩爱,那是人们所期望的幸福。但是,共产党却要把阶级斗争的战场直接开进每个家庭。夫妻变成了立场分明的“革命同志”,政治斗争从工作场所延伸到下班后的厨房和卧室,造成了变异的家庭关系。 上天造人,分为男女,是要他们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因此男女双方在人的特性和身体能力上各有所长。而共产党却要把女人变成男人,鼓吹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不但没有让妇女在求职就学和政治官场上的地位上升,反而把中国女人的温柔贤淑抹杀殆尽,造成了大陆社会特有的阴盛阳衰的恶劣后果。 1)控制生育 中共有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党策”)叫“计划生育”,国际社会称其为“一胎化政策”,因为牵涉到妇女儿童权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争议。我们暂时撇开这些是非不说,单是这项政策出台的本身就有着很深的共产党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党文化因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按照这种来源于唯物论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数量和炼钢织布的产量可以相提并论,都是党眼中的“生产”,那么就像共产党搞计划经济一样,控制各种产品的生产量,共产党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毛和中共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称号。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写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彻底的揭发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1981年3月6日,中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强制要求少生孩子,“计划生育”遂成为中共的基本“国策”。 中共的“计划生育”和外国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计划”通常是得到政府补助、服务和相关咨询,由民众自愿进行。而中共的“计划生育”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提倡(在很多单位是强制)晚婚晚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除少数例外),育龄妇女要领取生育指标才能怀孕。 “计划生育”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胎儿未出生时,或者说流产可行时,计生委“执法人员”强制把非计划怀孕者送至医院流产。倘使胎儿在出生后才被发现,计生委将“依法”对该家庭处以高额罚款。在实际操作中,共产党一如既往地暴力当头,人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计划生育”执行范围广、时间长,又涉及胎儿生命,其过程异常残酷。特别是对“超生”的农民,中共整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无准生证,就不准生出活的来。即便生下来了,医生护士也必须把刚出生的无辜婴儿活活弄死。据估计,从“计划生育”开始,至少有四千万名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中共杀死。 从大陆乡村的口号和标语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杀气。“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并且不是说说而已。抄家、扒房、抓人、连坐、杀婴等等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2006年中国大陆媒体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武汉市黄陂区蔡店村村民黄求生因家境非常贫寒,没有钱上下打点,计生办的人冲到他家将已怀孕九个月的黄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给她打了一针堕胎药,当日下午黄妻将孩子生下来。然而那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计生办的人见状,就逼着黄把仍活着的婴儿丢掉。下午五时左右,一位姓刘的太婆听到街坊说,乡财政所后面的厕所里有小孩子的哭声。当过医生的刘太婆赶忙循着哭声找去,果然在男厕所的便池里发现了该男婴,只见他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便里。刘太婆急忙上前将孩子捞起,简单的清洗后,马上抱到隔壁的诊所,为孩子剪断脐带,打针消毒。一切处理妥当后,刘太婆用包被将孩子包好,坐在门口给他喂水喝。正在这时,乡计生办的五个人出现在刘太婆家门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刘太婆怀中的孩子,掼在地上。当时只听得一声闷响,孩子痛得四肢抽动,计生办的人还不罢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脚。之后,这伙人将小孩拎走,走了老远还听到孩子的哭声。最后,计生办的人将孩子放在水稻田里淹死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大陆,并非个别现象。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无神论教育的具体表现。即使发生很大的天灾或战争,屠婴都是重大的反人类罪行,而中共“无神论”教育下的各级官员唯中共马首是瞻,毫无“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观念,对杀害婴儿毫无负罪感。 西方国家有个传统,遇到危险时总要把生机留给小孩和妇女。尊重弱者权利的民族,才会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中共对婴儿人权的蔑视,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所有人的人权。中共对农民的压榨,对矿难的冷漠,对上访人员的无情迫害,甚至是对婴儿的杀戮,都反映出“弱肉强食”的价值观。结果就是中共人权记录的持续恶化。 人们可能会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人口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由政府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的主要是中国。这里不是反对解决人口问题,而是反对中共为所欲为不敬神明,特别是杀人害命的做法。 中共控制生育造成了严重后果,其表现为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面临崩溃的压力。现在的一对夫妇在供养四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父母老了就没有依靠,而国家又没有救助机制。在中国农村地区,一个家庭一旦生了女儿,那么在女儿出嫁而父母年老后,将无人、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失去生活来源。 计划生育还造成中国目前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衡。从前生了女孩,还可以接着生,直到有男孩为止。现在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许多人通过堕胎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性别选择,为了传宗接代,香火传承,流产女婴保男婴,结果造成男女婴儿比例严重失衡,如今达到120:100,这意味着二十年后,会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大约4000万)找不到配偶,从而给社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控制生育还造成了城市年轻一代极少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们动辄成为一个个独享宠爱的小皇帝,造成了“骄娇”二气严重以及自私任性、缺乏责任感和缺乏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当这一代独生子女们成为社会的中坚时,他们的性格特点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 其实,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正如《诗经》所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以上根据1986年的统计数据,现在在进一步下降)。 习惯于杀戮和强制政策的中共,对于堕胎兴趣盎然,而对于有根本作用的教育,却毫无兴趣,投资比例之低令人咋舌(不到GDP的4%,在世界排名到几乎末尾,不及非洲的乌干达)。按中共公布的资料,2006年全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约需2260亿元;而中共公款吃喝仅2004年一年就达3700亿元。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停止公款吃喝,便足以让全国适龄儿童受到免费教育;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有效减缓人口增长的压力。 本世纪,许多国家采取了家庭计划的办法。例如印度,超过21岁法定年龄结婚者予以奖励、对生育了两个孩子后主动做绝育手术的夫妇在家庭福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给予照顾等等,但没有强制性措施。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国家也为家庭计划立法,但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夫妇有权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 西方国家面对低生育率,应对的措施无非是经济上提供补贴或者减税之类的鼓励,政府也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控制生育。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去管每个家庭的生育问题,更没有暴力机构去保证生育政策的实施。采取控制生育的只有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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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七:生活中的党文化(上)

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经历过漫长的积累和演化过程。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一代又一代帝王逝去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终结了,但敬天、信神、仁民、爱物的价值核心却从来没有失坠。 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部门,以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等等。政治的存在为社会服务,社会的存在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这些社会的基本内容对政治起着制约和引导的作用。当政权偏离了正义的轨辙,人们可以依据社会公认的准则规范政权、校正政权,甚至推翻政权(替天行道)、重建政权。孔子说过,“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说,朝廷失去礼仪,要去民间把礼仪找回来。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其重要性甚至远在政权之上。 传统中国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涵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健康的社会意味着心智健全的人民,而心智健全的人民不会听凭共产党愚弄和恐吓。因此,共产党要全面根除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因素,用党文化取而代之。 在共产党统治下,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一元化。共产党声称“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在一片杀伐声中,破除的是中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建立的是具足中共邪恶基因的党文化。 或许有人以为自己没有受到党文化的沾染,比如很少看电视和报纸上的时事,或者基本不参加政治学习。可是,中共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而不是“党领导一切减去你的个人生活”。党文化对中国人生活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说,只要是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就不可能不受到党文化的毒害。 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深刻而彻底。历法节庆、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甚至家庭和生育,都被中共揉捏成它想要的样子。我们下面从几个简单的例子入手,讨论生活中的党文化。 1.把中国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把中国新年叫春节 现在的中国人把传统的历法叫作农历或阴历,把“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这里所用“农历”、“春节”等说法带有明显的党文化含义。一个名词的改变看似无关紧要,但几千年历史的传承却会因此斩断。 1)把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 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历史的,中国对历史的记载之详尽和准确远非有着同样久远历史的欧洲或非洲可比。这固然由于中国人有记录历史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修史利器——纪年方式。 简单地说,“历史”就是对“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记载。如果纪年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会给修史带来极大的障碍。也正因为此,欧洲的历史在统一历法(十七——十八世纪)之前的年代常常是模糊甚至混乱的。 中国的传统历法以干支纪年。所谓“干支”是“天干”与“地支”的简称。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纪年则按顺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为始,六十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直至无穷。这种干支纪年的方式使中国历史摆脱了年代的定位问题,几千年后,中国人仍能很轻易的将中国史书中的纪年对应到西元的纪年上。 另外中国人也以干支来纪月、日和时。换句话说,由于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个字,每一个时刻都由年、月、日、时的干支来标记,因此共有八个字。例如2006年6月6日早上6点,就属于“丙戌年甲午月丙寅日辛卯时”,此时出生的人“生辰八字”即为“丙戌、甲午、丙寅、辛卯”。 中国最早的历法是轩辕黄帝颁布的。轩辕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因此,中国人对历法的重视可见一斑。《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都对历法进行了修订,在帝舜的时代人们对一年的天数、节气的划分已经相当准确。 由于轩辕黄帝是道家文化的创始人,因此中国人从文明之初就非常重视道家的阴阳学说。历法也表达了阴阳平衡的概念,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既不是单纯的阴历,也不是单纯的阳历。 现在人们常用的公历就是一种太阳历(简称阳历),它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基础,其月份的划分与月亮的盈亏没有关系,只是个名称而已;伊斯兰教历法是一种典型的太阴历(简称阴历),它完全以月亮的盈亏周期为基础定月份,每年12个月,大约354天,所以积33年与公历相差一年。 注重阴阳平衡的中国古人制定的传统历法,同时兼顾月亮的盈亏周期和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其历月的平均长度接近朔望月,定“朔日”(即月球位于太阳与地球之间,月球被太阳照亮的半球背对着地球,这一天从地球上看不到月亮)为每月初一日,所以月中则为“望日”(月圆之日);通过设置闰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是一种“阴月阳年”式的阴阳合历。它既能使每个年份基本符合季节变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与月相对应。此外早在舜帝之时,准确描述季节变化的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就已经完成,传统历法中的节气取决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位置的周期变化,属于太阳历范畴。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天人合一”,道家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因此极为重视对天象的观测。汉初司马迁写《史记》时,专门写了一章“天官书”,对星球的运转规律、位置以及对人间格局的影响做了详细的阐述。 由于天干地支对应着五行,并进一步对应方位、颜色、季节、五脏、社会结构等,因此成为周易预测学的主要依据。以干支纪月时,这里的“月”也是传统历法中的以月相盈亏为基础的月,即周易预测也必须基于传统历法。 在历史皇朝建立之后,皇帝登基,或者发生什么大事、天灾等,都会改年号,所以历法中又加入了年号。如我们所熟悉的“贞观”、“永乐”、“康熙”等都是年号。因为传统皇朝的历书都由皇帝颁布,与皇帝年号联系在一起,并且由官方刻印,因此传统历法被称作“皇历”。又因为最早的历法来源于黄帝,因此也叫“黄历”。 皇历以干支纪年,包括二十四节气的日期表,每天的吉、凶、宜、忌,涉及婚姻嫁娶、仪式庆典、建造搬迁、生活起居、祭祀安葬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历法充分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 蕴含着自然循环运化的规律,即时(时间)空(方位)互动,和“阴”与“阳”的作用结果,同时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相生相克、祸福转换、改朝换代、循环往复等规律的理解,其背后反映的是道家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敬畏天地神明、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的价值观。 中国历法由于其阴阳平衡、天人合一、预测学内涵而成为中共消灭的对象。 中共建政之后,开始认为“皇历”代表了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并且其中有很多与预测学、风水等有关的内容,于是废止了“皇历”。叫“黄历”或“夏历”则会让人回溯历史,于是称传统历法为“阴历”。应该说,“阴历”的叫法是错误的,中国历法是“阴阳合历”,叫“阴历”就打破了传统文化中阴阳平衡的观念。然而,中共觉得“阴”仍然是道家的提法,还是带有修炼内涵,于是在1968年,中共以破“四旧”为名把传统历法叫成“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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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下)

4.党话的建立经过了大规模整肃的过程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汉语书写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对于保持华夏文明的稳定与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长、传统深厚的国家,语言规范行为的谨慎与适度,就显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却不是保持正统文化的完整与纯正。恰恰相反,为了铲除一切妨碍中共建立独裁统治的障碍,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并且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等邪说。于是,中共动用国家政权,进行超大规模的语言整肃。以国家机器用一切手段把党话推行到全国,是党话系统建立的根本特点。 1)党话的来源 概括起来,党话主要有六个主要来源:成批翻译、党魁制造、组织伴生、系统编纂、文人帮闲、大众合作。 马列主义是一种外来学说,最初的党话必然以翻译著作为载体。1897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第一次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铺垫。1919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党话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后,把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和苏共文件当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专门设立“编译室”、“编译局”等部门。在延安被杀的王实味就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词汇就是从这些翻译著作中来的。 (大纪元插图) 中共党魁是党话的另一个主要制造者。毛泽东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制造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党话。和毛同时或后来的中共党魁如法炮制,试图通过制造“新话”奠定自己理论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资派”、 “四个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就是这些党魁制造的新话。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中共领导人个体同样需要给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由于几乎每一任中共领导人都留下了血债,因此他们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又不能突破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预先设定的底线。华国锋就是没有摆正两者的关系,没有撇清和毛的关系,提出“两个凡是”以后不久就被迫下台。 中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伴生”的党话是指伴随着中共的组织形式和常规活动而孳生的大量词汇。这些词汇有些是中共生造出来的;有些是汉语词汇或是来自德文、俄文、日文的借词,但经过中共的长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强烈的党文化气息。因为这些词和中共的组织运作相伴而行,构成了中共组织内部上传下达的文件的坚硬内核,因此可以说是最隐蔽、但却最强有力的党话。本文上半部分重点剖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就属于这一类党话。 系统编纂。中共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文教部门、科研机构,只要中共党魁或者“党中央”定下所谓“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机构就开足马力发挥论证,直到把它们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马克思主义XX学》、《毛泽东的XX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类的书,就是把“革命导师”关于某一问题的片言只语收集起来,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御用文人铺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制造出大量党话。 文人帮闲和大众合作也是党话的来源。邪党的文人为了媚上邀宠、升官发财,主动配合中共制造党文化垃圾。大众生活在一党专制之下,或顺从或无奈,也参与了制造党话的过程。比如,中共文人制造的“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论调就是“文人帮闲”的一个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说出“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样的话,就属于“大众合作”的范畴。 2)党话的形成和演变 透视党文化,要注意其中的变和不变。共产党的理想大旗在变,方针政策在变,打击对像在变;但其专制独裁永远不会变、邪教属性永远不会变,流氓手段永远不会变。因此,虽然不同阶段的党话与中共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呈现不同的特点,但其间存在着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坚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质特性。 中共党话的发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几个时期: (1)1919-1937,党话草创阶段 1919年《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个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从理论基础到组织形式,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除翻译词汇以外,基本没有形成有特色的党话。这时的中共,武装称“红军”、根据地称“苏区”、割据政权称“苏维埃”,十足的苏共应声虫。 (大纪元插图) (2)1938-1949,披上中国化外衣 毛泽东因为党内斗争的需要,窜逃延安以后,急于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1938年的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后通过延安整风,毛一方面用自己新发明的党话打击政敌,一方面给党员干部洗脑;一边反对“党八股”,一边把自己的私货当作标准文风固定下来。党员干部被迫熟读背诵中共领导的话语,中共集团语言雏形初成。 (3)1949-1966,攫取话语霸权 中共攫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同时攫取了这块土地上的话语霸权。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出版、新闻、学术、教育,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党话被强制推广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各个年龄。党话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语言。中共开始用党话全面扫荡传统文化。 (4)1966-1976,党话大爆发 文革十年是党话的大爆发、大检阅、大示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唇枪舌剑的大辩论、檄文、诏书(最高指示)……语言暴力被发挥到极致,国人在心惊胆战中目睹了语言的摧毁性力量。党话全面替代了人话,中国人至此不会说正常人的话了。 (5)1976-1989,党话混合变异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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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上)

引子:语言——民族的灵魂和记忆 语言是人类用以储存记忆、交换信息、传递经验、教化后代的工具。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 据《易.系词下》记载: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抬头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现象。俯身观察地上山川河流等变化规律,观察鸟兽皮毛文采与地上适宜生长的植物,近则取法于人身,远则取法于各物象,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与神明的德性相贯通,用来表征万事万物的情状(“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话虽然是讲八卦的起源,但我们几乎可以把它移用来概括中国语言的起源。先民们把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形象提取出来,制成半抽像半具体的符号,用来表征天地万物,并且与神明沟通——这就是汉语的来源。汉语的起源决定了其字形和语音与宇宙有着巧妙的连带关系,语言成为沟通天、地、人三者的桥梁。 语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由于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活动都以语言为中介,因此可以说,一个文化的形态就是该民族语言的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创造文化,就是创造一种独特的语言;毁灭文化,就是毁灭承载这种文化的语言。 古人云,言为心声,文以载道。古人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赐予他们的语言文字。从存世的典籍我们可以约略看出先民的语言风貌和精神风貌。从深奥精微的《周易》,到简括透辟的《老子》;从温柔敦厚的《诗经》,到瑰丽高洁的《离骚》;从微言大义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记》;从质直少文的汉译佛经,到恢弘华美的唐诗、绮丽婉约的宋词、酣畅淋漓的元曲,汉语记录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内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个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语言,一个自爱的民族必然爱护自己的语言,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语言。 可是,由于近代中国在文明进程中遭遇种种内忧外患和屈辱,一次次军事和外交的挫败使很多人渐渐丧失了对古国文明的自信,也丧失了对中国语言的自信。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废除汉字、线装书扔茅厕……知识份子提出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危机意识深重的民众不暇深思,一些方案于是在社会上赢得了相当程度的赞同,汉语的纯正性开始被缓慢侵蚀。虽然如此,这些局部的对语言文字的摧残和变异,由于没有政权的大规模介入,并没有对语言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视正统中华文化为其专制统治的最大障碍。面对人口众多的中华古国,中共无法完全撇开传统另搞一套,因此它选择了借体寄生、从内部毁灭民族文化的做法。它对汉语的态度也不是连根拔起,而是继承表面形式,输入党文化内容,使党文化的毒素附着在民族语言的肌体上。这种做法,对于中共来说,可谓“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文艺团体,没完没了的会议、堆积如山的文件、不间断的狂暴政治运动,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党文化新词和特殊的表达方式,再用字典、词典、各种工具书、教材、语言规划部门的文件把它们固定下来。简化字的颁行使年轻一代无法阅读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党魁创造了新的语言规范和美学标准,大、中、小学一以贯之的党文化教育使学生们把邪恶僵化丑陋虚伪的党话当成理所当然。时至今日,同志、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党八股词充斥在文件、报刊、书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铺天盖地的党话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语言现实。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营造的语言空间中却冥然不觉,以为现在使用的语言是民族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以为天下所有正常人都这么说话。离开了党八股,人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 (大纪元插图) 中共盗用国家政权对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深刻伤害,可以说前无古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被党文化严重污染的语言,严重地损害了人们反思中共、反思党文化、构思民族未来的能力。很多人都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人们用中共制造的语言批判中共,愤怒声讨中共的文章仍然称中共建政为“解放”,有人在“退党声明”中仍然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让人简直难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弃中共,还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权摇摇欲坠、人民亟待回归正常人类文化的今天,认清附着在民族语言上的党话,清除党话,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1.相互叫“同志” 中国人最熟悉的党话要算“同志”了:张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长同志,领导同志,司机同志,局长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台词和生活中的习惯用语:“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们,冲啊!”,“一条战线的革命同志”,“同一个战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学习”,“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一词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都不觉得它是共产党的词了。 有人从中国古籍中或者成语中找到几丝“同志”的踪迹,但应该说被共产党流行起来的“同志”一词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一个外来词。考证起来,“同志”来源于英文单词comrade,常见于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后来引入中国,作为对于志同道合(特别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称呼。十九世纪末,清光绪皇帝在筹划“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对变法派的大臣采用了“同志”这一称呼。在同盟会以及以之为基础而创立的国民党内,“同志”一词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同志”在国民党内使用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普通名词而非称谓用词。在使用称谓时,依然采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张先生是我们忠实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1923年以后,在中共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也多了起来。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同志”一词在中国大陆地区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中共头目在1959年还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在其党内一律称“同志”。实际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扩大了,使得这一称呼并非仅仅在党内使用,而是成为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了,并习惯将这一称呼放在对方姓名之后,甚至放在职称之后,成为一种最经常使用的称谓。例如:“张同志是忠实可靠的”,“部长同志”,“工人同志”,“妇女同志”等等。 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人际交往时的称谓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党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赋予人“集团”、“党派”、“帮派”的性质。这个称谓具有鲜明的选择意味,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遵从中共的“革命”目标,服从党的领导的就是同志,背后掩盖的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剥夺。人们天真地以为,彼此称“同志”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的平等和亲切。恰恰相反,“同志”让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同志”反映的是绝对权威,“小平同志”表现的是领导一切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显示的是阴谋家的火箭窜升。什么时候中共干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过平等的“同志”? (大纪元插图) 中国自古对于称谓是很有讲究的。《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君要象君的样子,臣要象臣的样子,父要象父的样子,子要象子的样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子路》记载,子路一次问孔子:“如果卫君有意让您来主政(卫君待子而为政),您将从何处下手呢?”孔子说:“那一定要从‘正名’开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说起来便不顺;说起来不顺,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那么刑罚也不能中肯;刑罚不中肯,民众将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在传统观念中,制订并使用恰当的命名是“为政”(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出发点。恰当的称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把人置于一个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使人的行为有所依据。 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外衣,语言也能创造出物质现实。中共就是这样在废除传统社会以天然伦理为基础的称谓系统的同时,废除了传统宗法制度,把社会中原本定位有序的个人变成了无序无位的帮派教派成员。 把丰富的称谓简单化为“同志”,其实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需要。“同志”一词也确实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国家成为主流称谓。这一称谓在社会学上的特征为:(1)个体独立性差;(2)群体封闭性强;(3)社会包容性差;(4)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里,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就是另类,就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中共发行的毛选开篇即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共树立的几大“民主党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亲密朋友”,中共也都称他们为“同志”。“对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象严冬般冷酷。” “同志”这个称谓所具有的肃杀政治气味,人们也早已习以为常。凡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为敌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在上个世纪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于“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家庭)或有点儿历史问题什么的,长期蔑视你的人称呼你一声“同志”,你能激动得浑身发抖。 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可能会面临着失去“同志”资格的危险。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仅仅是犯了错误,哪怕是严重的错误,失败的一方通常还可以保留党籍,并且尽管很少再有机会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例如讣告),官方文件依然会称他们为“同志”。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的性质比犯错误更严重,失败的一方通常会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今后的官方文件也不会再称之为“同志”了。同样,在共产党的国际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这一称呼,也反映了两国是否还属于同一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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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下)

3.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在宣传中,中共不仅仅要让人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满怀“感恩”;也不仅仅要人们把党当成最亲的亲人,满怀“亲情”;它更要把民众变成驯服的工具,让人们从行动上听从它、跟随它、为它的政治目的服务。 1) 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 为了达到让人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目的,中共采用白脸红脸并用的手法。在政治运动时期以唱白脸为主,平时则以唱红脸为主。唱白脸就是对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进行批斗打击,然后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民众,使之出于恐惧,不得不跟党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是残酷的政治整肃,清除对其不忠的人,同时不断加强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从心里记住: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绝没有好下场。在中共的定义里,只有听党的话、跟党保持一致的人,才属于“人民”,属于党团结的大多数。否则,就属于被批判的“落后分子”,甚至属于被打击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几年来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因为不能容忍人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因为那样势必出现“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共也善唱红脸,搞“正面宣传”。这种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主线的宣传是无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对党魁的吹捧,进行造神运动;对中共领导地位、政策方针和所谓“成绩”的吹捧;也包括“党性教育”、树典型、搞样板示范等。 吹捧党魁就是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拉拢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毛被吹捧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人们当然就只有听话的份了。那时人人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即使在毛犯了严重错误,直接导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之后,中共1962年的总结大会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毛之后又有“英明领袖华主席”,然后是“总设计师” 邓小平,连江都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三个代表”出来后,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大纪元插图) “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却荒唐地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写了进去,要求人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必须以不动摇党的领导为底线。 同时中共的每一次重大会议,都被宣传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的每次会议精神,人们都要“深刻领会”、“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从而能更好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与此同时,中共还定期地进行所谓的“党性”教育,强迫党团员学习共产党的各类文件著作,写思想汇报,保证人们的思想与党一致。“思想端正,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成了典型的汇报语言。 (大纪元插图) 除了造神,中共还不断地树立各种典型,宣传“听党话,跟党走”能带来革命胜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为中共脸上贴金,骗取人们的信任。像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宣传了他的行为,最后还要突出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的主题。党号召大办农业,雷锋就主动申请当农民;党号召加强工业建设,他就离家当工人;党号召青年当兵,他又参军到部队。林彪给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宣传雷锋,学习雷锋,自然也要人们像他一样听党话,跟党走。同样,中共宣传焦裕禄、孔繁森,也处处不忘提到“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禄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对妻子的嘱咐是:“你要永远听党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中共的各种文艺形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灌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主题。《闪闪的红星》里:“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地道战》里:”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沙家浜》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词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海港》则有“坚决听党的话顽强挺进,听党的话顽强挺进”的话。 有人可能认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宣传已是老黄历了。其实不然。不管是造神运动、政治学习,还是党性教育、树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从党员在血旗下的献身誓词,到军队官员、边防战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人士的政治表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等等,无不充斥着“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词汇。在互联网上搜索“坚持党的领导”,竟然有超过一千万个相关词条(以“孔子”为关键字搜索,也不过找到六百多万条而已);搜索“永远跟党走”,也可以找到三百多万个相关词条。 中共六四开枪杀人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话充斥各种宣传,后来成为人们写思想汇报的范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于是又搞起“揭批”、“百万人签名”等等政治表态活动。一个个对法轮功毫无了解的人被中共树为宣传的典型:老劳模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党走”;战士写信给家里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诸如此类,都是中共政治宣传的一贯手法。 到了现在,“永远跟党走”还是中共的“主题教育”,通过所谓读书读报活动、革命题材影片展映月、“聆听红色经典”系列活动、大中学生“三个代表”学习宣传实践团活动、举办主题论坛等等毒害下一代。2006年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时,央视搞专题文艺晚会──《永远跟您走》,各地上至机关院校,下至街道乡村纷纷仿效,类似演出大批出笼。 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的今天,中共仍然一厢情愿地处处宣传“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的口号,而且还坚决表示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的。中共对“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欲求,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2) 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 听党的话,剥夺了人们的独立思考权利,十几亿中国人变得只有一个“党大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决定了什么就执行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只会“听党的话”的民族又能够走多远? 问题的更可怕之处在于,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中共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集团。它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 (大纪元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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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上)

前言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的一点是标语口号满天飞。网友收集的“中国标语大全”,内容涉及计划生育、打击犯罪、封山育林、普教扫盲等等,还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口号,其粗暴野蛮、荒谬可笑,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可是国人几十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还以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因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共产党为什么在文宣方面如此重视标语口号的作用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标语口号简短、上口、形象、易记,作用直接,效果持久;第二,因为标语口号往往十分简短,不可能包含复杂的论证过程,因此它们所宣传的理论政策本身的荒唐错误、似是而非就被掩盖起来,不易为人察觉。 有一组口号,贯穿了中共几十年的暴政史。这组口号集中体现了中共的集团目标,中共曾花大力气反复灌输并用各种文艺形式图解渲染。虽然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组口号有时候会改头换面,以另外一种或多种形式出现,但其精神实质没有变化,其目的就是巩固人民对共产党的依赖和顺从,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组口号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爹亲娘亲没有党亲”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们在第三章中论述了中共的灌输手段,不管是宣传机器、文学作品、教科书,还是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文艺形式,都好比乐器,它们是中共用来灌输党文化的工具。当然,具体创作者随着时代或者当时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的不同,用的素材可能不一样,创作出来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从这些乐器中出来的曲子,可能曲调千差万别,但是表达的主题却与这四句口号一脉相承。如果从具体的种种现象回到它们的主题和要表现的东西上的话,那这四句口号就是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宣传中常见党文化的创作指导大纲。要是想弄明白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的形形色色表现的实质,就不能不剖析一下这四句口号。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歌声与谎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 他坚持抗战八年多 /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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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上)

站在未来回首今天的人类历史,人们会真实地看到共产邪灵肆虐中华大地的那一幕幕触目惊心、喧嚣闹腾和血雨腥风。在短短几十年里,在神州的土地上,共产党以一次一次的杀头,一轮一轮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输,构建起了一个同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党文化”部落。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否定传统的神传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为其政治目的而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呜呼!血染神州,山河色变。五千年神传文化之根被切断了,人们不再认华夏始祖,而是甘做马列子孙,在短短的时间内,共产党真的把人们的思想彻底改造了。 (大纪元插图) 有一个笑话说大学考试题目是“请谈谈对世界一些国家粮食短缺的个人看法”,结果美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短缺”,北韩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而中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个人看法”。这个笑话反映出我们中国民众在中共几十年的宣传和高压以及运动实践中,“个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着人的语言、人的行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当然就同原来的本性大相径庭了——人们习惯于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满嘴脏话,行为低下;目前的中国人,去掉党文化,都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了。 有人想,这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至少,共产党自己都在嘲笑过去,现在同过去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年是个分水岭。谈论起前三十年的历史,人们会觉得那时真是荒唐可笑,说起现在,觉得已经很正常了。是的,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人们不再讲“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了,人们甚至也高喊要恢复“传统文化”了……但是,党文化本身并没有改变,而是更臻成熟。党文化的理论体系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后人们的“科学共识”,党文化依赖的灌输手段依然没有收敛,随着电视的推广,变得更加容易用“声情并茂”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而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封网、过滤和监控。中共的所谓恢复“传统文化”,是在抽掉传统文化的内涵之后,今天又按照党文化的无神论、唯物论等思维模式来盗用传统,完全是为了现在人们追逐经济利益和国际认同这个根本目的来恢复的,这恢复的当然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这是继第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神韵施行阉割之后,对传统文化的表面内容进行的第二次阉割。 (大纪元插图) 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被改造思想后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表现。 1、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 虽然替代传统文化和改造人们思想是中共几十年以一贯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语言却是变化无常的。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不管白猫黑猫”,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从“越穷越光荣”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笑贫不笑娼”,从歌颂“张铁生交白卷”到现在学术界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学术腐败”,从昔日的“禁欲主义”到今天的“纵欲主义”……中共政策之出尔反尔,真可谓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人们的思想被党文化改造之后的表现就是,不管党的思想怎么变,人们总是盲目地跟着变,总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从而总是维护着恶党的统治。 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说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人们是相信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民公社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斗私批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时就一个声音,人们觉得当然就只会跟随恶党的思想和语言来思考来说话。 现在信息传递这么快,这么多,言论也比起过去不知宽松了多少,老百姓都敢骂几声共产党了,人们都在做独立思考状,怎么能说还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呢? 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 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人们都在想什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不要揪住共产党的过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给共产党时间,民主自由早晚会到来”,“人权就是温饱权,饭还吃不饱,讲什么人权”,“什么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坏事都是个别人的素质问题,党本身是好的”,“国家这么大,换谁不一样?”,“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拧不过大腿,闹什么闹?”,“稳定压倒一切”,“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观点是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而非来自中共的片面灌输。 人们真的是在做独立理性的思考吗?其实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观点,一个不落的都是共产党为维持统治而宣传灌输、处心积虑地要让人们去接受的东西。只不过“造反有理”变成了“(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在人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并觉得对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时候,党文化正牢牢地掌握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们的思想更多地是被党直接灌输所致,而今天的人们经过多年的折腾后,不再“盲目”,觉得自己能“独立”、“理性”地思考了。 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思考后自律——骂着拥护共产党 不幸的是,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思考的理论体系仍然是共产党给予的,思考的信息来源仍然是共产党控制的,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在党文化框框中的“独立”,所谓的“理性”也不过是在党文化理论体系中的“理性”,很显然,这样思考后得出的结果当然就是共产党所期望得的结果。 为什么人们“独立”地思考独立不起来呢?有下面几个因素。 1)“独立思考”中的党妈妈情结 “党就是一切、党就是母亲”,“命是党给的”,“饭是党给的”,这种“母子情”数十年来早已深入人心。虽然现在不像过去那样露骨的高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但是,党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威权,对人们衣食饭钵的控制,依然让人觉得“国家就是党的”,“饭碗是党给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把党、国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个生活环境似乎都是党建造、赐予、维持的。这成为了人们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越过共产党,想像不出没有党的日子该怎么过了。外界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心态,孩子大了,不就远走高飞了吗?可是,党文化的封闭式高压式环境是让人可以老,思想却长不大,那孩子能离开母亲吗? 2)“独立思考”的理论基础 人们思考问题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斗争哲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让人不相信在党之外还有“神和天”的存在。人们思考所依赖的基本词汇或者话语系统,仍然被赋予了党文化的含义,都是中共教会的语言,这就使得人们只能在党文化中打转转,人们甚至对于超越了“没有了共产党”这个底线的思维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惧。同时,政治运动依然不断,比如,最近二十几年的反自由化、镇压“六四”和迫害法轮功,每一场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都是对党文化理论的又一次全面地强化复习。 3)“信息不完整”影响思考过程 人们思考问题的信息来源仍然受到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就连负面消息都是在党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转化为维护党天下的素材。俗话说“兼听则明”,一个人得到两个相反的观点,并且认为都有道理的话,他就必须开始自己真正的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来做取舍。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锁、过滤造成“信息严重不完整”,实际上切断了人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必要条件。再聪明的大脑,再有独立思考的愿望,也逃不出“无米之炊”的尴尬,这样的思考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独立理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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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下)

3.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的存在。传统上中国人遵循神佛、圣贤的教诲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们对天、地、人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整个社会通过礼仪来规范。 然而共产党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成无所畏惧,中共利用来夺权、搞运动才方便。要是人对人有礼,对物有惜,对天地神明有敬畏,这样的人是不会把“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使得中国人远离华夏祖先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其斗争思想又使得中国人既不信“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训,也不信“己所不予,勿施于人”的教诲;其唯物主义则使中国人彻底抛弃祖辈们上下求索的心灵上的超越、人格上的升华之“道”,把来自东方的“慈悲”和来自西方的“博爱”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虚伪的遮羞布”。人们的语言中充满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满了“战天斗地”的狂傲,举止粗俗、满嘴谎言和脏话,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张嘴就是谎言 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而在中共统治下,谎言成为中共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大纪元插图)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充斥着谎言。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也学会了谎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就得陪着党说谎,跟着喊“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中国大陆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村骗乡,乡骗县,下级骗上级,省长骗中央,一级一级往上骗,一骗骗到国务院。”一路说过来,人们觉得习惯成自然,好像说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 电影《手机》反映了张口就是谎言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因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编制谎言来欺骗别人,家庭成了编谎和拆谎的战场。不但如此,它也演出了生活中惯用的许多经典谎言。整个社会存在手机恐慌症,不是怕手机,而是因为手机容易揭开谎言。电影的编导有句话:“有很多时候谎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 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用的话,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 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因为唯物论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人们考虑问题都从物质利益出发。在传统观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国人没有任何对谎言的顾忌和来自道德的约束。整个党文化体系又是鼓励说谎,人们说谎话没有任何负罪感。说谎变成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谎话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 还有人把撒谎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然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骗子社会。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注重诚信,诚信是最不可或缺的个人品质和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西方,诚信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最基本的准则,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利益和信义发生冲突时,人们会选择信义,因为惟有信义才能带来持续的利益,一时的欺诈会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终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不讲诚信,在西方国家里,时间一长寸步难行。 党文化让人说谎还表现在两套话语系统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落实以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660多万元,无期徒刑),“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元,死缓),“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2000多万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也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 (大纪元插图) 人人张嘴就说谎,既是为了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已经变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谎言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老百姓最后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 党文化教人学流氓说脏话 除了撒谎之外,满嘴脏话也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传统观念衡量好坏看品德,而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革命”和“阶级”标准下辨别好人和坏人,把中华传统礼仪一脚践踏在地。 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可以说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自称流氓无产者的巴黎公社社员们按照历史记载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当年这些没有受过教育、靠偷鸡摸狗过活的社会流氓地痞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义的启发和苏共的栽培,中国共产党也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中共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并不讳言游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声疾呼痞子运动“好得很”。毛还在1964年8月18日一篇《关於哲学问题的讲话》里说,“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1927年10月彭湃领导流氓无产者在广东省海丰县武装叛乱,建立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大纪元插图) 中国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刘邦年轻时在沛县当亭长,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夺得政权之后,也懂得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叔孙通和他的门徒一起,制订朝仪,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义、清静无为令天下修养生息。古时的流氓也知道维持政权得用正统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 但中共夺权之后,却继续以流氓手段统治国家。在党文化的体系里,处处充满流氓的匪气霸气,知书达理是“封资修”,知识份子是“臭老九”,粗鄙下流成为最具“革命精神”。满手老茧的工人心最红、农民脚上沾的牛粪最香。“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干净。”你要觉得牛粪是臭的,那么就说明你的阶级感情有问题,所以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都必须说牛粪是香的,越闻越香。经过数十年中共对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扬歌颂,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性,把人变得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互联网论坛上,充满脏话和诅咒的帖子可以说是中文网站的一大特色。本来可以平心静气讨论,却变成了某些人用各种下流恶语进行谩骂和大搞人身攻击撒野的地方。在被党文化灌输的仇恨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偏见之下,民主、人权、台海、法轮功、宗教信仰、外交关系等等话题,都能成为被下流谩骂的牺牲品。 (大纪元插图) 从最高领导人的流氓语言,如“脱裤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写进教科书,到文革全民运动中对流氓行为和语言的鼓励,再到八十年代以后引进《上海滩》之类流氓企业家影视作品作为样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为了大家可以观摩效仿的对象。 在目前的社会中,信仰缺失,理想破灭,权力、金钱成为人们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人们受进化论学说影响,争当欺压别人的强者,认为成功需要“匪气”。一般人没有随便打人的权力,骂脏话就可以起到让弱者畏惧、给自己壮胆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谁?”正是脏话背后天不怕地不怕心态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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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下)

5. 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大纪元插图) 共产党认为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从经济上把文艺演出团体收归国有,从组织上把文艺界人士变成“体制内人”并对他们实行思想改造,在创作上对文艺界耳提面命严密控制,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文艺形式,如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都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和灌输党文化的工具。 1)利用电影灌输党文化 (1)“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嗅觉灵敏的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电影。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广大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1951年,中共夺权后第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亲自捉刀,对《武训传》进行高调批判。毛泽东此举预示着其后的中共历任党魁都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格外重视。1953年,对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对其他民族工业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共把电影生产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电影进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共总共拍摄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编造“历史选择了中共”的谎言、图解中共各个时期的政策、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红旗谱》、《地雷战》、《地道战》、《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在这些影片里,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阴暗、行为下贱的中共特务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使中共能够“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员、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传奇般的或史诗性的情节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烘托党代表人物的作用。人们心理上觉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质”、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资格代表“党”,殊不知他们看到的只是“党”的假面具而已。 (大纪元插图) 1949年以前,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艺术。为了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中共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电影发行,系统建立电影放映队,把宣传触角伸向农村和厂矿基层。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为646个,到1957年增加到9965个,其中电影院1030个,电影放映队6692个。工会放映队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场,观众达1.1亿人次。这种电影放映队一直活跃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普及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电影被打成毒草,文艺领域成了样板戏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当年全民平均观看电影28次,全国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之多。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共的一个统治策略。在经济上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所以只要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人们就对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艺领域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人们就会对灌输党文化的宣传品甘之如饴。 传媒研究发现,一种媒体越是诉诸人的多种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等,全面诉诸人的各种感官,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中共在电影里塑造了大量的党代表人物,他们的说话声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在地图前“指挥若定”的形象,苏联影片中列宁的演讲动作等等。很多电影中的语汇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效果之巨难以估量。 中共对电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是如此。1989年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收紧,1990年到1992年之间,在电影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主旋律”高峰。 (2)主旋律与多样化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共的经济改革,电影界也尝试引入企业管理和竞争模式。目前中共大陆上映的国产影片中,大约25%是所谓“主旋律”影片,70%是娱乐片,5%为艺术片。然而,电影的宣传功能并没有被削弱,它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电影仍然承负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职能。中共政策保证了主旋律电影的高投入、大制作、红头文件发行,各级组织观看。《大决战》投资数千万元,拍摄地区涉及十三个省,参拍群众多达十五万余人次,中共对此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宣部、中组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发行放映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单位组织观看。《开国大典》、《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的观众数量都相当巨大。 其次,主旋律电影向高科技化、精致化、人情化发展。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国门打开,观众的辨别力加强,中共从前编造的赤裸裸的谎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电影人揣摩观众心理,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里,创作者刻意制造出记录片的假相,把具有倾向性的对历史的陈述假扮成客观的历史。战争影片注重大场面的表现,以逼真的战争幻像冲击观众的理性判断,使其不愿去分辨历史与叙事。影片中的“革命领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以对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的呈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党的敌人”也不复是以前电影中那副庸碌无能的模样,他们被表现为有一定才华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历史的较量中,败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领导人的棋高一招。 《江泽民其人》中记录了一件事,可以佐证中共主旋律电影手法的精致。江泽民曾应邀观看电影《开国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镜头让他十分好奇,因为看起来像是极为珍贵的记录片。江泽民问导演那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导演回答说,那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的,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看起来就像记录片一样。江十分满意,看完电影后总结说:“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 (大纪元插图) 中共的经典宣传片的基调是伟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随着它历史上越来越多的罪恶被揭露出来,并且陷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困境,中共必须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为自己辩护。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领袖被塑造成虽具有崇高人格、但在无情而必然的历史进程面前也无能为力的悲剧型人物,以求得观众对他们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谅解,同时使观众体会到普通人的快乐,从而更安于现存的社会秩序。 另外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手段是“煽情”。电影《邓小平》的导演声称:“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的一系列伟大革命创举,变成巨大的情感冲击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为感性的情绪!”《焦裕禄》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众性葬礼场面,用荧幕上群众的哀哭感染剧院中的观众,使观众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动之余,认同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形象。 第三,娱乐片也同样承担着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电影通讯》1991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说:“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数作品与少数作品的关系,不是指这一题材与那一题材的关系,不仅不排斥任何创作,反而要求渗透于一切作品的创作指导之中。” 一些影片因为有娱乐片的外包装,其中的党文化非常隐蔽,观众在欣赏历史传奇、爱情故事、或感叹视觉奇观时,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党文化的观念和趣味。电影《英雄》耗资2.5亿人民币,以美轮美奂的电影语言,讴歌独裁强权和暴力征服;《漂亮妈妈》把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儿子耳聋),间接掩盖了中共政策失当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积失业的事实;更多的影片编造故事,替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中共利用电影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经过长时间的党文化宣传灌输,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本来面目。八十年代以来,很多电影人虽然力图反抗党文化,但因为他们本身在就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长大,因此只能用党文化的逻辑推想传统社会的真实样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传统中国社会集封闭、压抑、野蛮于一身,似乎还没有中共统治之后的社会开化、进步。其实,这也是按照进化论那套逻辑推出来的,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重复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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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中)

3.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 《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的消失。中共把一部分知识份子在肉体上消灭,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份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份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清议”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它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会舆论”,为其邪恶统治辩护。 中共收编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们入党并加入政权(政府、人大、政协),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家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把他们安置在民主党派内;把他们安置在科学院(社科院)、大学或文史馆等机构,或者安置在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文联等部门。在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的翻译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极少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之一。 为便于意识形态掌控,中共于五十年代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很多学校的哲学系合并一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社科院、大专院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替中共论证合法性。 经过组织收编、思想改造、暴力震慑、利益引诱、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万敢言知识份子)等步骤,中共把所有知识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数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胆小懦弱的只好随风倒,奸佞谄媚的便主动投怀送抱,充当邪党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宗教界内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这些人平时装模作样,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发展五阶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充实党文化的基本武库。运动来了,这些人就如鱼得水,用紧跟形势向“党”表忠心,用胡编乱造歌功恶党、用断章取义、深文罗织、无限上纲打击中共的“敌人”,靠出卖人格从党主子那里讨一点残羹剩饭。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者组成的写作班子)、八九民运后的何新、镇压法轮功中的何祚庥、于光远、潘家铮等人,皆属此类。 邪党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祚庥。 被中共称为“文化旗手”的风派文人郭沫若比变色龙还善于变化。中共让他检讨他就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就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则立场不断变化的中共让郭沫若都觉得无所适从。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风向的变化,马上检讨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为了谄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 正信、真理、和人类正统的道德体系都有稳定不变的特点。可以随世俗权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不断“与时俱进”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资格被称为真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党文人的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必然会破坏掉人们残存的对人性和美德的最后一点信心,鼓励人们抛弃一切道德准则,以中共的好恶为好恶,把维护中共政权的存在当作第一需要。 本书一二章已经对学术界、宗教界、科学界的党文人做了相当的揭露,我们在本节将重点剖析文学领域的邪党文人是怎么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的。 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文献和著述,也包括狭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统文化对语言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历来非常重视。 中国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因此说“文以载道”;文学可以提高道德、涵养性情,因此说“修辞立其诚”、“诗者持也,持人情志”。历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学创作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庄重诚敬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正是他们清静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越于往古来今一切政权之上。中共邪灵入侵之后,文学不幸沦为中共制造党文化、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肯对中共俯首听命的无行文人飞黄腾达,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作家诗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剥夺了写作或发表的机会,只能在社会边缘郁郁而终。 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马恩开其端,列宁承其绪,毛泽东总其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段杀气腾腾的讲话,拉开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党文化、操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序幕。从此,“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主题先行”等等,成为中共御用作家创作的指导原则。 1)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都从批判某一部文艺作品或某一个文艺思潮开始。 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开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集团”开始,文化大革命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祭旗,而批判电视片《河殇》则是“六四”镇压后的思想整肃的重要步骤。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随着中共的指挥棒翩翩起舞,用文艺作品图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满足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为了适应中共“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土地)和后来的“合作化运动”(剥夺所有农民土地)的需要,文人们创作了《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替中共掩盖其在政治运动中残酷的杀人整人、明火执仗的抄家和抢劫行为;为了丑化国民党,把中共发起的内战装扮成“解放战争”,文人们创作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需要图解对资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创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文人就创作《红旗谱》;中共需要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人就创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讴歌“大跃进”,全国就跃进出数以百万计的伪民歌。 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剧后,说:“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言外之意,不看这部电视剧,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中共的文艺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当性”的依据,可见舆论灌输在这场最新的镇压运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历史上中共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的是同样的手法。虽然人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地主(其实就是普通的土地拥有者)大多是勤勉诚实、热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经过中共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些用艺术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当年在其占领区用歌舞和戏剧教育士兵,很多战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剧作以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周扬语),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 2)灌输中共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 (1)批判对神的信仰,灌输无神论 无神论是中共思想的基础,而各大正统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描写神、讴歌神、追寻神的,像希腊罗马神话、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国的《西游记》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文人写崇拜物质、崇拜暴力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学者篡改、阉割、曲解有神论文学。于是,宗教成为“精神鸦片”,天堂地狱变成“封建迷信”,神话传说成为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对自然力的恐惧的形象反映,孙悟空和《失乐园》里的撒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的代表。 (2)破除传统观念,灌输阶级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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