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上)

文化是一个人群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一种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可是中共攫取政权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给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模式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制造了一个遍及中国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党文化。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受传统文化滋养长大的人,不可能自动地具有共产党所宣扬的变异观点。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 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中共视宣传灌输为自己的生命线,几十年来发展出系统的理论、繁复的制度、精致的技术和大量的“人才”,再辅以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强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紧紧抓住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造假宣传;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控制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用学生的教科书歌功恶党,让人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泡在党文化中;利用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等等。这种灌输是如此系统,如此精致,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被灌输、被洗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和思维都与中共的灌输密切相关。 系统反思中共集大成的灌输手段有助于我们认清党文化的建立过程、本质特点和画皮千变的内在机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输手段是解体党文化的重要一步。 1.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的两大生命线,列宁曾经把这种斗争手段概括为“恐怖主义”加上“意识形态”。中共继承了苏共的邪恶基因,把“骗”字诀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刘少奇在1951年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以后,更要这样做。”中共的宣传机器在中共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政治运动与常规时期 (1)在政治运动中灌输 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权与正常的人类政权最大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所谓“党性” 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宽松、控制减弱、与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也就成为必然。 (大纪元插图) 因此,中共利用宣传机器灌输党文化也可以分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两种情况。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中共的核心领导层都把控制宣传机器(报刊、广播、电视等)当做“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过具体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称为“阎王殿”受到冲击,全国范围内表面上一度出现“无政府”、“天下大乱”的景象,但掌握实际权力的中共核心集团从未放松对重要的宣传机器(如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控制。 在常规时期,中共的宣传灌输遵循如下模式:党魁定调-政治局决议-中宣部贯彻-各级职能部门和喉舌执行。而在危机时期,中共党魁往往绕开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体,一手紧握屠刀(军队、警察、特务系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过后则以“党性”要挟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于是党性一次次战胜人性、一步步灭绝人性,直至全体党员和整个社会都屈服在“党”的变态意志之下。 毛、邓、江分别在不同时期,跳到前台,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报刊发表社论,为政治运动定调。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份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为1989年学生运动定性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也是在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笼的。1999年10月25日,中共恶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将法轮功称为×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教》,江泽民失去理智的咒骂从此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大纪元插图)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宣传灌输往往伴随着狂热的政治动员和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这种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切断了人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舆论的“引导”,并以为那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即使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面对中共暴力机器和“群众专政”的巨大压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 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觉得中共前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荒谬可笑。可是,如果从灌输党文化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运动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它们的目的。这是因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灌输,人们无法正确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输的观念。人们“告别革命”,只是告别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党文化内涵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今天人们固然不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热衷于大鸣大放、文攻武卫,可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强化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仍然被中国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无须证明的普世“真理”,敬天信神被称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内涵的传统文化或者被当成装点门面的饰物、或者被当成赚取钞票的工具,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 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中共被迫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作出些许让步。但在关系到中共集团生存目标的意识形态领域,它从来没有放松过。邓小平曾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闭得像高压锅一般的共产流氓小国古巴和北韩,胡锦涛还羡慕不已,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贯是正确的”。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一方面继续严防死守、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与时俱进”,变换花招,其宣传策略变得更精致、更灵活、更有欺骗性了。虽然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又接连发动了“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运动”、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的运动,可是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身处政治运动之中,仿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已经达到了让被灌者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甚至乐此不疲的程度。 (大纪元插图) (2)常规时期的灌输由中宣部统筹实施 英文里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具有正面的意义。遍寻往古来今的政治体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出于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需要,把宣传部的英文名称改为“公共信息部”(Publicity Department),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宣部,是中共对中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 几十年来,中共始终把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把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中国的两千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负责管理。 众所周知,中宣部并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意志,以中共的集团生存为目标,以共产党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说来简单,那就是一面封杀真实,一面制造虚假以取代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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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下)

4、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 1) 灌输进化论的真实目的──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 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夏天,一位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国业余化石专家在位于犹他州附近,也是以三叶虫化石闻名的羚羊泉敲开了一片化石,赫然发现一个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只三叶虫上。三叶虫是一种生长于六亿年前至二亿多年前的生物,换句话说,在这久远的历史时期之前,是不是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文明存在? (大纪元插图)   (大纪元插图) 一八四四年,以发现反射偏光“布鲁斯特法则”闻名的布鲁斯特爵士在英国科学发展协会发表了一篇报告(Report of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Vol. 14.),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报告中提到,在英国北部靠近Inchyra的Kindgoodie采石场挖掘出的一块沙石岩中,居然有一枚钉子的一半埋在里面。这枚钉子虽已被腐蚀了,但仍然能辨别出来。1985年,这块沙石岩经测定后发现至少有四千万年历史。那么是谁在古老岩层里留下的钉子呢? 在2001年进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1000名美国人被要求选择与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观点。调查显示,45%的人选择了“上帝在过去1万年左右创造了今天的人类”,37%的人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而上帝主导着这一过程”,12%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并且上帝与这一过程无关”,剩下6%的人表示没有观点或无任何倾向。在另一项由美国裴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05年7月进行的调查表明,63%的美国人愿意接受学校在教授进化论的同时,也教授宗教的创世论,38%的人干脆主张学校只教授创世论,不教进化论。 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都会对上述调查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其实在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不接受进化论的大有人在,而与中共党文化的思维定势相反,这并没有导致这些国家落后、愚昧。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恰恰与其开放宽容的自由思想氛围密切相关。进化论来自于西方,但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前共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被用来禁止对神的信仰和灌输无神论。中共自从1949年以后就一直在持续地压制和迫害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进化论”,以至于许多国人不仅自己把“进化论”奉为金科玉律,而且当然地认为普世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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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中)

3、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 2005年中共少将朱成虎在香港面对西方记者曾说过: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备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这是中共党文化斗争思想的一个典型反映。实际上在党文化中斗争和流血已经成为常态,而和谐、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后者缺乏“革命性”。 在这种斗争思想指导下的生存逻辑,就是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牺牲。当然被牺牲的首先是无能力、也无权进行自由选择的弱势者。朱将军虽然没有明言中美开战时自己将身处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朱将军这样的“国家栋梁”,自然有着比平头百姓大得多的选择自由。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赏识,后来又仗《红旗》杂志推荐之力而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在2005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国矿难频频的问题时,就脱口道:“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中国要发展,某些代价是不可避免。”其实,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也是这样看待当今中国底层民众的不幸与苦难──大概他们本人都与“何院士”、“朱将军”一样,以精英自居,并无打算把自己作为发展的代价。 党文化中的斗争思想,经过中共几十年灌输,早已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贯穿于中国整个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斗争思想,说白了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主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它推崇的是禽兽的丛林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是与非、善与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在竞争中取胜──无论是官场、商场或情场。 (大纪元插图) 在一个鼓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崇拜狼性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紧张的争斗、撕咬、充满戒心。这也就不难理解充斥整个社会的假药、假酒、假酱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籽,更有注水肉、地沟油、大头婴儿奶粉……不但文凭可以轻易造假,桥梁、大坝都可以造假,甚至结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丈夫背叛,男人则怀疑孩子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而见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想像,付出这样代价的“发展”会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强大。 1) 中共灌输斗争思想的目的 在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中,一群动物不堪人类的“剥削”而起来革命造反,最终赶走了人而建立了一个由动物自己当家作主的“动物庄园”。率先领导动物们进行“革命”的领袖们──猪──不久就取得了单独享用牛奶和苹果的特权。面对当初怀抱“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参加革命的其他动物们的疑惑,斯奎拉(负责宣传的猪)解释说,“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健康。……庄园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这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才吃苹果的。你们知道吧,万一我们猪失职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琼斯会卷土重来!是的,琼斯会卷土重来!真的,同志们!”琼斯是原来的庄园主,也即“旧社会”的统治者。尽管个别动物还依稀记得琼斯在的时候动物们生活状况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对于琼斯卷土重来的恐惧,已经条件反射般的深入每个动物的头脑中,因此大家对于猪的特权也就无话可说了。很快地,猪的特权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范“亡我之心不死”的琼斯卷土重来,特别是揪斗、屠杀与琼斯勾结、破坏庄园建设的动物“叛徒”,则成了动物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头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满和异议都成了不重要的琐事了。而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则成了超越一切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了。 奥威尔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的描绘了极权统治者鼓吹斗争哲学的实质:通过在人们头脑中塑造和保持一个无时不在的敌人,通过时刻强调敌人的危险,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暂时忍受”极权统治者的一切暴虐行为,以为这种暴行出自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并最终将给民众带来幸福。然而这种斗争总是“长期的、复杂的、艰钜的”,所以人们的“暂时忍受”也就永远没完。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熟悉这种时刻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曾经来自于“一小撮蒋帮特务”,来自于“一小撮妄图复辟翻天的地、富、反”,来自于“一小撮猖狂进攻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来自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于“一小撮牛鬼蛇神”……这些“危险的敌人”,曾经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长者、导师、街坊邻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指导,他们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灭”,算起来大约已有至少4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 (大纪元插图)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今天中共已经无法向百姓解释清楚,当初这些“人民的敌人”到底危险在哪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新的“危险”仍然来自于身边,在民众意识中斗争依旧是必要的。只不过如今“危险的敌人”的罪名悄悄从已经过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换成了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府”、“反华势力”、“从事X教活动”等等。 这正是中共几十年来向民众灌输斗争思想的结果。实际上几乎在传统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时,当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贯承传的的传统善恶价值观被彻底颠覆的同时,中共就已经开始向民众灌输党文化的是非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上的,其哲学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的矛盾性、对立性、斗争性;主张事务内部通过斗争,从量变到质变,事物由此从低级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和转化。这种思想应用到人类历史,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依靠暴力来获得,也依靠暴力来运行和维持。说白了,也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阶级之间通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弱肉强食,适者(所谓“先进阶级”)生存。 依靠暴力夺权上台执政的中共,为了给自己贴上“合法政权”标签,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人民决定历史,所以这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共说“历史选择了”它,其隐含的逻辑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为中共造反成功,而胜利者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正是中共热衷于灌输其斗争邪说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样混淆是非、倒因为果的邪说,无疑等于是说从300多年前中原的汉人“选择了”满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700多年前汉人“选择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执政历史,也不过才50多年,说历史的选择未免太早了点。 辩证法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其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而后者的思想则是受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启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易经》、八卦、河图、《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无不充满辩证思维的智慧。一部《易经》,就是通过六十四卦,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在人类所能认识到的宇宙层次中,事物中相对立的两种因素之间相互制约、转化和依存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演绎的事物发展规律。这里不仅有事物运动发展中动静之变化,阴阳之消长,五行相生相克等等因素的阐述,还有事物自“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而最终到“飞龙在天”而“亢龙有悔”(《易经‧乾卦》)的完整发展历程描述,更有剥复循环、否极泰来的转变规律。马克思在其唯物辩证法中所论述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过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易经》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易经》为基础实际运用于人体的中医、运用于军事的古代兵法则具体显示了古代东方的高超智慧。 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所谓“发展”,不过是其特别强调和夸大了斗争性,强化矛盾的对立冲突方面。他主张“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而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所以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认为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以此为基础,处理社会矛盾的办法,只有斗争,通过斗争而消灭对立面。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热衷于强调斗争性,其实是为了给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提供理论依据。而其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把暴力夺权美化成社会的进步因素。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实际上点到了实处。正因为如此,嗜血好斗的党文化,也是所有共产极权国家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根源。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彼此猜忌、无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与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息息相关。 2) 政治斗争中的灌输 中共依靠斗争哲学发家,也依靠斗争哲学维护统治。实际上,正是在中共发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政治斗争中,民众头脑中的斗争思想不断强化。这终于使得原本讲究中庸之道、遵从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将斗争视作社会常态;将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视为常态;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视为社会竞争的生存之道。 (大纪元插图) 1951年,中共刚刚建政、立稳脚跟,就开始了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中共夺权成功后“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确实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达到了改造知识份子思想的作用。中国人的思想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异,从此认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阶级斗争”。清末行乞办学的武训尽管一生受尽屈辱、节衣缩食只为兴办义学,使贫寒人家的孩子能读书,但就因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毛泽东语),“站错”了阶级立场而被中共批倒批臭;明朝的海瑞不畏权贵秉公执法,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尽管历来受百姓尊重和爱戴,但是因为海瑞属于“剥削阶级”,“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所以中共认为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因而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倒批臭;国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美国教官、苏联飞行员。但因为他们为“反动政府”效命,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的红卫兵便开到公墓,将烈士墓彻底捣毁。烈士的骸骨从此全部被丢弃失散。 对于共产党来说斗争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们是“革命的种子”,而历史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不过今天的中共,则开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词。)。但是斗争性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产党认为群众的“革命觉悟”需要启发,要不断“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为此不惜采用欺骗手段故意制造矛盾和冲突。 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惩恶扬善的仙姑,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为“苦大仇深”的被压迫阶级典型。戏中贯穿复仇思想——“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由于它的煽动性太强,竟然发生过士兵观看演出的时候举枪差点打死“黄世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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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上)

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同时,民间的传统观念,乃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党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属于“破”的一步,同时中共还要“立”它需要的思维方式,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以及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让人系统地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适合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大纪元插图) 1. 批判儒释道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儒、释、道家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中国儒家尚“仁”、尚“义”,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观深入民间,《论语》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来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讲“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养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的运行则遵循不变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个高高在上而又制约人世间一切的“天”,用“不变”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儒家思想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 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轮回、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已成为百姓的常识,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观地讲,佛家“善恶有报”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维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道家强调“真”,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中医与气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气、炼丹乃道家养生之道,道家占卜与预测之准确则让人叹为观止,大道修炼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迹。在世间层面,当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时,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 对于中共来说,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是中共发动“阶级斗争”的障碍。儒释道经典确立的道德观,是中共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障碍,也阻碍了中共造反、革命、专政等政治运动。佛道两家修炼都让人超越生死,儒家让人舍生取义,这是中共利用物质手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障碍。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遗迹与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观都被中共视为宣传无神论的障碍。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释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 近两千五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汉化程度最浅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对人类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不仅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承续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启蒙时代的大哲学家伏尔泰也自称是孔子的学生。 自汉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绝。夺取了国家政权却骂孔子、砸孔庙的事情只有共产党一家而已。 (大纪元插图) 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评共产党》的第六评中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毛喜欢秦始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采用法家的诡诈权谋祸乱国家,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为毛欣赏、仿效和超越。 倡导“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骂成“一切旧理论的师表,恶势力的灵魂”,称“自有生民以来,实未有如孔子罪大恶极,而为善人、大多数人的公敌者。今后,人类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当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谬。” 上述泼妇骂街式的言论占据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为中共除了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玩逻辑陷阱之外,从来没有拿出过、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共对儒家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和基础的,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今天在资本家已经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员自己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或权贵地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破产到中共都不愿意提起的程度(当然这并不妨碍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法继续迫害异己)。此时回头观看对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话,因此中共为维护自己统治起见,也不得不假装去褒扬孔子。最近几年为了搞统战,中共又在海外准备建所谓“孔子学院”,试图利用自己批判过的孔子去骗向往中国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陆教学生背诵儒家十三经的民间学校却被中共取缔。 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对孔子进行诋毁、谩骂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惯用的逻辑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为这些逻辑问题仍然是中共党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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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一: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文化,都是由神话开始的。印度幻化万物的湿婆之舞,雅典宙斯山上诸神的惊心动魄,耶和华维此一念创立世界,埃及太阳神及其万灵护法,以及中国盘古和女娲的伟大神迹,都是这些古老文明的起始来源。数千年以来,人类活动也都在神或者诸天的监护和启示下展开。 中国人称自己的家园为神州,是神的国度。中国人叫皇帝为“天子”,即天之子,天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面积比紫禁城还要大四倍。“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是《黄帝阴符经》开篇第一句话,或者说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句话——体察天道,顺天而行,所有道理尽在其中。中国人不但崇拜“天”,而且崇拜的还要是“天”中那个最老的,是谓“老天爷”,这是中国人对宇宙的敬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神农尝百草,神扶持着人类走过了鸿蒙开辟时的艰苦岁月。中华远古半神文化留下的针灸、易经、八卦等文明,虽经几千年,今天的人类仍然只能惊叹而无法完全理解。从轩辕黄帝向神仙广成子问道,孔子向老子问道,再到佛法东传,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留下了正统的神传文化。显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间规则之外还有通往“天”的部分,人们心里有对冥冥中超越世俗的世界的向往,中国人所说的谦卑的真正内涵是对神的敬畏。就连国家发生任何天灾人祸,都和“天子”自身的问题有关,皇帝需要自我反省,进行大赦或者是斋戒沐浴礼敬神天。 神农尝百草(大纪元插图) 但是,自上个世纪共产主义祸乱人间,中共夺取政权后,为了维持共产统治,中共展开了全面摧毁中国神传文化的暴烈运动,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党文化体系。其替代的系统性体现在,中共用“无神论”斩断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的信仰,又把共产党的那一套“唯物论”当作认识世界和历史的基本方法强行灌输给人们,为暴力和斗争找到理论指导,同时按照共产党的价值观来判断精华和糟粕,先进和劣质,全面否定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使民族失去文化的根,然后在“无神、唯物、没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民面前,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大搞共产党的“人造神”。至此,伴随着在实践中用这套变异文化去改造亿万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同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理论体系就确立起来了。 1. 宣传无神论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同时并存。在所有的体系当中,人类的终极价值观都以神灵或者天意的形式,超越世俗的行政权力而存在。国王和皇帝之上,必须有神或者天的认证、监护和指引,是为“君权神授”。在这样的体系中,神灵和天意作为俗世中价值观的终极认定和裁判者,对世俗最高权力拥有评判和裁判的功用,使得世俗最高权力无限膨胀的倾向受到限制。同样,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神灵和天也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规范人类行为,限制人类私欲膨胀的重要作用,也以超越世俗利益的形式存在。纵观历史,文化中含有“敬天”、“神权”的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即使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中都随处可看到基督教文化中“神”的身影。 但是,共产党认为,传统的有神论对其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对神的概念采取中立态度,即不承认也不否认神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也没有证实无神论。作为共产党宣传无神论的所谓“科学”基础——进化论——迄今也不过是未经证实的一种假说,要不然,今天的进化论学家们为什么还一直在致力于寻找证据呢?把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存在的“无神论”这样一种学说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高度,只有发生在共产党这种寻找执政合法性的国家。 (大纪元插图) 于是,在共产党这里,没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随机碰撞产生的生命,再经数十亿年进化为人,人又依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过阶级斗争而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法尽管回答了为什么要共产党执政的问题,然而却与传统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政权的认识格格不入。 传统的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共产党却要与天、地、人斗争;信仰正教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共产党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正教给人树立的善恶标准更显出共产党的逆天而行。因此,共产党把信仰的存在视为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列宁的老师、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他1918年4月病危期间口授、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就曾明确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 在这里,超越世俗、权力和利益的原则和价值观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八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展开所谓“真理的讨论”,其争论要点之一就是,真理、人道主义,美好、善良等等,是否有阶级属性?在正统的共产党人眼中,只有符合共产党利益的,才是值得鼓吹和发挥的道德,否则都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宣传无神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以镇压“反革命会道门”的名义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体系举起了屠刀;并派出特务打入宗教内部成立协会,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经典来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于中共的领导,将中共的地位置于宗教信仰的神之上。 人生有三大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统信仰对此相应的解释分别是:神创论,前世今生与天国地狱。无神论的替代品:“神创论”变成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前世今生”变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天国地狱”变成了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 在传统信仰中,“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以超常的能力监护着人。中共在摧毁人们的信仰后不断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则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 正统信仰具有稳定的特性。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中国人则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会根据其经典来判断对错,这种是非标准是稳定的。而共产党却需要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改变或推翻它刚刚还在宣传的是非标准。共产党的价值观最核心的一点是权力和利益,如果不在共产党权力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其哪怕是临时的利益,都会被冠以“反动”而加以铲除。 如斯大林铲除俄国共产革命领袖之一的托洛斯基,毛泽东铲除同样是共产党领袖的刘少奇,并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由于权力归属的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理论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就是因为参加这样的理论小组,而被判刑十年。近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也同样遵循这样的轨迹运行。2001年中共江西省委把一本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宣布为反动刊物,下令全部收缴销毁。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这些文件不利于江西省地方政府欺压农民政策的执行。 从消灭资本家到允许资本家入党,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从消灭私有制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从“大鸣大放”到“不争论”;从“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边的人”被毛的卫士长逮捕成了阶下囚;“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发家致富”,每一次改变都是原来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再继续下去就要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大纪元插图) 这恰如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所说:“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在共产党体系中,人性和神性的联系被彻底斩断,这些超越世俗权力的评判和裁判的功能被剥夺,原则和道德的认定和裁判成为世俗权力本身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认为,非此不能建立真正牢固的共产党政权。但是,这样的价值观所支撑的人类行为,人性本质弱点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恶劣部分,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充分发挥和放大,最终演变成为独一无二的党文化体系。 2. 宣传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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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绪论

在地球的东方,生活着我们中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是什么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呢?显然不仅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数千年里,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曾经是礼仪之邦。 然而,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今天的中国人却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 纵观欧洲、亚洲各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丧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业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传统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国人观点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和两百年前独立战争时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变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人为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变化开始于1949年,一直持续至今。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 文化一词本身,很难进行精确定义。现代的“文化”词义,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后才逐渐定型。1952年,美国的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着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被大部分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内在的价值观,二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在其他文化系统中,终极价值观都来源于一个超越世俗的最高权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担任这个角色的是神,在现代社会,则由神和法律共同担任。和所有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和利益。在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离我们已经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经存在过;祖祖辈辈教给我们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今天已经被战天斗地所取代;殊胜的修炼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地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力和利益。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 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 落叶归根,中国人对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海外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烧起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时也。 2006年9月24日更新 dajiyuan.com / epochtimes.com 已满: 九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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