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4):环保主义(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如前文所述,科学家对人类活动是否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对未来气候变化推测等等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些观点的分歧,源自于许多方面: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课题,涉及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光化学、光谱学、海洋学等许许多多领域,同时气候系统又包含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对人类来说仍然是远未充分了解的领域。 在过去的地质年代中地球的气候变化从未停止,变暖也屡屡发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商朝,中原地区曾经是一片亚热带风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猎象的记录。当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2℃左右。此后中国气候冷暖交替,唐朝时再次经历了变暖时期,开元盛世长安的宫中可以种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纪变暖(medieval warming,约公元950年至1250年)时代,欧洲人正在各处兴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质年代中有时候气候变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约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变暖,气温数年之内迅速上升大约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变暖发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结束时(大约11,550年前),数十年间温度窜升10°C左右。[3]造成这些气候变化的原因,至今还是科学家们争论的话题。 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释过去气候变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对现代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同样没有把握,因为造成过去气候变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许多科学家主张我们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承认我们的无知。 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认为现代科学并没有真正了解气候变化:“最成问题的信条就是那种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已经尘埃落定,已经被认识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气候变化是冰河期,当时在北美和欧洲曾经有一半的地面覆盖着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过去重复出现多次,我们正在向下一个冰河期迈进。有很多关于冰河期的理论,但是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对冰河期还没有了解,我们就不算了解气候。”[4] 由于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在实验室的可控制条件下进行实验和验证,因此当今的气候学研究中计算机气候模式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IPCC报告之所以得出结论说人类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关键证据来自于气候模式的计算。对21世纪末气温将增高多少的推测也是使用模式计算的结果。“气候灾难”理论“预测”的各种后果也是基于模式推测的结果。 对于气候模式的可靠性许多科学家持保留态度。库里教授认为自然因素在气候变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国气象学会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计算的不确定性。[6] 气候模式存在许多局限:气候变化中一些关键的过程,或者由于我们的了解不够,或者由于计算机模式的分辨率不够,从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实反映。模式研究者们采用了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的办法对这些过程进行半经验的简化,比如云的形成过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过程、云和太阳辐射的相互作用、气溶胶(大气中的液体或固体小颗粒)的化学物理过程等等。[7]这样一来就给模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8]但由于其随时间和空间变化很大,相应的不确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温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卫星测量误差可达15%~40%;[9]低层大气的云因为反射阳光而具有强烈的制冷作用,高层半透明的卷云有增温作用;有些气溶胶(比如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有制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烟尘)吸收辐射,则有增温作用;同时气溶胶还可能有助云的形成,导致间接制冷效果,气溶胶和云的时间空间分布以及光学特性也变化很大;地表由于植物生长和死亡会改变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对这些重要过程,或由于缺乏足够的观测资料,或由于目前科学家对其了解不够,都导致气候模式的参数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随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一些科学家对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毕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给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过大约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阳辐射能量大约为1366W/m²,[11]由于云或者气溶胶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变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过温室气体的作用。 哈佛大学科学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认为气候模式不适合对未来气候变化作出推测。[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参数化称为“软糖因素”(fudge factor,因为这些参数可以人为调节)。他认为我们可以从模式中学到东西,但不能用它来预测:“你有一个公式,……但当你在不同的气候下使用它,当你有两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证模式还是正确的,没有办法验证它。”[13]此外戴森博士认为IPCC大大忽略了太阳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他认为是太阳,而不是人类,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以色列科学家尼尔‧J‧沙维夫(Nir J. Shaviv)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论文,他根据卫星观测到的云量和宇宙射线辐射量之间的相关性,将地球的冰河时代与宇宙射线联系起来,指出后者导致了气候变化。 同时他表示,太阳辐射的变化在20世纪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中起到了与人类活动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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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3):环保主义(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地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各种生存资源与发展条件,让人类繁衍生息,绵延数千年。 人类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中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关系。一方面,“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即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万物可以被人类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动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西方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环境是创世主恩赐给人类并交给人管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当珍惜并善加利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均衡发展,互不相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对环境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大禹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 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3]这些都表现了取物有节、珍惜、保护生态的思想。 近现代工业革命后,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让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实行各种相关法令与保护措施之后,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大为改善。在此过程中,人的环保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自然的爱护和改善环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概念:环境保护、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环境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这种环保活动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环保运动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其主体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媒体攻势和复杂巧妙的政治运作,改变有关环境的政策及大众心理和行为习惯。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又译环境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环境、人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的来源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共产邪灵善于绑架群众运动、操纵和利用社会形势,因此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之初,共产邪灵就系统安排了对其的绑架和利用。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它用动人的说辞、利用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义感、真正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人。但这场运动背后的因素却是共产邪灵,它利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来推进自己的图谋。在这场运动中,环保被高度政治化、极端化甚至宗教化;传统的道德基础被忘却,误导性宣传甚至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腕成为主导因素。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本文将着重探讨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哪些联系,环保主义如何被劫持、变形,以及它将带来何种影响。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为了最终毁灭人类,共产邪灵做了多方面的周密准备。共产主义发端于欧洲,又发动暴力革命在东方的两个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共产阵营和西方社会在冷战中长期对峙。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文将使用该机构简称IPCC)成立,“全球暖化”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4]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曾经召开国际环境会议,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倡议建立国际环境监测系统,签署建立“环境保护特区”的盟约、支持联合国环境方案,并在巴西召开后续的环境会议。[5]我们随后看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对这些提议几乎照单全收。美国政界要人发表公开信《致全球暖化论的怀疑者》,“全球暖化”成为这个阶段环保主义者(其领头人是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给人类塑造的主要敌人。利用环境保护借口进行的宣传骤然升级,环境立法、环境公约数量迅速增多、规模加大,环保主义成为限制各国公民自由、剥夺民族国家主权、限制打击西方自由社会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纷纷改弦更张,加入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和环境运动骤然升温,变得声势浩大,同时具有了更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动政变后,迅速颁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矿产、动植物资源收归国有,不准人民擅自开发利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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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2):恐怖主义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两架民航客机,撞向纽约地标建筑世贸中心,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踪,两幢100多层的世贸中心大楼轰然倒塌。这是继二战珍珠港事件后,外国势力首次对美国领土造成重大伤亡的攻击,死亡或失踪人数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国展开全球反恐行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从此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基地组织(Al-Qaeda,又译盖达组织)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译宾‧拉登)耳熟能详。但鲜为人知的是,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 恐怖主义(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这两个词最早出现于1795年,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实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有关。[1]而正是这一场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统治”为日后共产主义的发端铺垫了基础。 现代的恐怖主义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共产党政权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第二种是共产党政权向国外直接输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第三种是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诸多恐怖行径的背后,都有着共产党的阴谋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阴影。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的百年实践,处处都伴随谎言、暴力和杀戮。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产政权建立后,无一例外都动员国家机器大搞恐怖主义。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列宁以恐怖主义起家。被列宁视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头子的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被坦率地承认。”[2]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发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对于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国18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有着继承关系。[3]俄国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评列宁的基本国策就是“国家恐怖”、“暴力和无法无天”,“整部历史都是由暴力写成的”。[4] 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昂纳克、齐奥塞斯库、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靠着一路杀来维持统治的。其无法无天无底线的暴力与杀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节已经多次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暴力与杀人只是共产党散播恐惧的手段之一。共产党政教合一,长期的造假洗脑宣传,灌输党文化,在人们心里种下谎言、仇恨、暴力的种子,代代相传,成为维持和滋生共产邪恶的土壤,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如果说共产国家对自己内部的人民实行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当共产国家输出革命到其它国家,或者出于在敌对国家制造混乱的目的,就会催生出恐怖主义的激进组织。 著名反共问题专家、“冲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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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1):文化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神创造了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神给人奠定了正统的文化。各个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却惊人地一致。东西方各个民族都重视真诚、善良、慷慨、正义、节制、谦逊、勇敢、无私等美德,在其经典中对自己民族的后人叮咛周至,一再申说。贯穿于所有这些美德之中的,是对神的敬仰和对神的诫命的忠贞不渝,因为归根结柢是神规定了人应有的文化和行为准则。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从来。 美国的建国之父极为重视人的道德礼仪。华盛顿总统早年亲手抄录了110条社交礼仪规则(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虽然其中某些具体事情和表面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斟酌损益,但其内涵却具有普遍意义──谈到神和有关神的事时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谦卑;智慧地给予不同的人与其身份相符的对待;注意公德,不伤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为举止得体并适应场合;衣着整洁,体现美感;不用伤人或报复性的言语,不在背后毁谤他人;亲近贤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兰克林有著名的13条生活准则:节制、寡言、秩序、果断、节俭、勤奋、诚实、公正、中庸、整洁、沉着、贞洁、谦虚,与华盛顿所重视的110条守则在精神上若合符节。[2]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能普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还保留着相当一些做人应有的传统。即使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尽管共产邪灵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毁掉传统、屠杀精英、败坏道德,人们还保留了共产党篡政前留下的一些传统美德。 随着共产阵营的扩张,共产邪灵进一步推行其计划。尤其是60年代以后,东西方世人在道德败坏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共1966年自“破四旧”开始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运动”,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传统运动,都是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破坏传统、变异人类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场运动给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开始,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被彻底摧毁,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会里,摇滚、吸毒、性解放、同性恋、嬉皮文化、精神颓废等等,开始大面积流行,严重冲击着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反文化运动中的年轻激进分子走向社会各阶层之后,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那场运动。与此同时,各种先锋艺术和文学、各种现代思潮、变异观念,汇集在一起,借助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各种大众传媒和现代通讯工具,让整个人类快速偏离神给人规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变异和堕落的深渊。 放眼人间,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人类道德下滑,大众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堕落,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中共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彻底破坏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创造了一个邪恶的党文化体系,年轻一代都是浸泡在党文化当中长大的,对正统文化一无所知。除去西方国家主流社会还在固守着传统,拒受邪灵引诱、渗透外,可以说共产邪灵几乎成功地达到了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败坏人类文化、社会生活的目的。 1. 共产党的党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走出国门,着实让国际社会吃了一惊。有些西方人这时还保留着对传统中国人的印象: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谦虚善良,勤劳俭朴。但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和改造,中国人彻底变了:他们变得举止粗鲁、说话粗声大气;在公共场合不排队、大声喧哗;在不允许吸烟的地方吸烟;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丢垃圾;爱占小便宜,不为别人着想。近年来,有些中国游客的行为更是震惊了世界:他们随意攀爬破坏文物古迹,在公共场合让小孩大小便,用过厕所不冲水,哄抢免费商品,争抢浪费自助餐厅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闹机场造成飞机晚点……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中国那片土地发生了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把传统的道德文明礼仪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批倒批臭,把流氓无产者的生活习惯说成是革命的、好的,号召知识分子“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身上生了虱子说成“革命虫”。从党魁到普通干部都以说粗话为荣,唯有如此才可以显示自己的“阶级觉悟”、“革命性”、“和群众打成一片”。人们被迫放弃优雅文明的生活习惯,接受流氓无产者的粗鄙生活方式。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名利场、粗俗不堪的集中营、共产文化的展览馆。 中共的党文化,可说是让世人堕落的一大“发明”。 党文化指的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党文化的指导思想是无神论、唯物论,包括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共产理念;还包括各种变异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党重新包装、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后利用各种手段摧毁传统文化,建立并加强党文化,有效地利用党文化对中国人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党文化的渗透控制下,文学、艺术、教育等各行各业全面堕落。党文化处处都表现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善恶有报,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所有社会资源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起即开始耳濡目染。灌输手段包括使用宣传机器,强制人们读共产领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书、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等。 只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共产邪灵就使得中国人“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3]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光是唯利是图、互相欺骗,而且做事根本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僵尸一般的党话、张口就来的谎话、肆意流行的痞话、铺天盖地的脏话大行其道。五十年前文革时的红卫兵一代在长时间党文化的熏陶下,到了如今步入老年,也把党文化恶习带到这个年龄层。党文化培养出来的少年儿童奸猾早熟,小小年纪什么坏事都懂。年轻一代不信神、无道德、狂妄自大,两性道德全面崩溃。他们被挑动、教唆,具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力,共产邪灵利用他们做破坏道德的接班人。失去了自己传统根基的中国人又把西方反文化运动后产生的最不好的东西一股脑儿学了去。党文化使当今的中国人远离普世价值,让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在家庭、社会、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的人类状态,思想和行为举止往往与非共产社会的人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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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20):媒体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着。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互联网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络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络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它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前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Laird)服务于《时代》杂志等。他们借助其大媒体记者身份来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国首脑之间,不仅盗窃各种情报,也影响了包括战争、经济、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务的决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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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9):教育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2. 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在教育领域,虽然共产邪灵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学,但它并没有放松对中小学的侵蚀。它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把学生变坏、变傻,为进一步在大学里给他们洗脑做准备。把一代一代学生变得知识越来越贫乏、思维能力越来越差,这个过程历时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没有脱离进步主义教育的藩篱。除了给学生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还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坏学生的传统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输道德相对主义和一系列现代观念及变异的生活态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个部门,他们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欺骗和强制手段,让学生和公众防不胜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美国是民主国家,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市长、镇长、学区委员等等,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轨道,不仅取决于人民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其知识程度。假如选民对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等所知甚少,就无法明智地选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着想的官员,就等于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983年美国教育部委托一组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研,写出一部名为“国家在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运作,公民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在相互冲突或不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就复杂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教育有助于形成这些共同的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这一点:‘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的最高权力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明智地行使权力,那么补救措施不是从他们那里拿走权力,而是要让他们增长见识。”对个人而言,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差就无法分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共产邪灵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渗透到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把学生变傻变笨,以便于邪灵操控。 《国家在危险中》一文中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蚀,它已经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如果现在美国教育的平庸表现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甚至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我们不仅让苏联卫星事件之后学生成绩的进步付之东流,而且毁掉了带来进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其效果而言,我们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单方面的教育裁军”。报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会超过、无法达到甚至不能接近他们父母的水准。”[1]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除了在国际考试当中常常垫底之外,2千3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础的读写能力,无法满足稍微复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岁的青少年当中是13%,在少数族裔当中可能高达40%;从1963年到1980年,大学入学考试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直线下滑,语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数学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岁青少年不具有高阶思考能力,近40%无法就阅读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会写议论文,只有1/3能够解决需要几个步骤的数学题。[2]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起“重回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是否有助于挽回美国教育的颓势呢?2008年,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马克‧保尔莱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题为“最笨的一代人”的书,书的第一章综合了教育部和民间机构的考试和调查结果,从历史、公民常识、数学与科技、艺术等几个方面概述了美国学生的知识缺陷。2001年的全国教育进步评鉴(NEAP)的历史考试中,57%的学生的成绩“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达到“优秀”(advanced)。令人惊讶的是,当考题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二战中的盟友时,有52%的人选择了德国、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苏联。其它几个方面的结果同样令人大失所望。[3] 美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来,“弱智化(dumbing down)”这个说法出现在多本有关美国教育问题的著作中,成为探讨美国教育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纽约市资深教师、教育研究者约翰‧泰勒‧迦图写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级数学或修辞课本,你会发现那时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水准。”[4]为了不使美国教育的成绩单显得过于难看,标准化考试机构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义了大学入学统考SAT的分数。1941年SAT开始采用现代形式时,语文考试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满),到90年代平均分已经下降到424分,于是ETS把424定义为500分,以避免让公众感到尴尬。[5] 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表现在学生读写能力的下降上。由于基础知识的欠缺,美国学生的思维能力急剧下滑。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90年代指出,由于不良教育的影响,学生不光不会阅读、不会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把思考和感觉混为一谈”。[6]与60年代那些侃侃而谈的反叛学生领袖不同,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访的参加街头抗议的年轻人很少能够连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缺乏基本的常识和思维能力。 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并非现在的学生没有以前聪明,而是因为被共产邪灵操控的教育系统在悄悄进行一场针对下一代的战争。《蓄意把美国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国教育部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说:“美国人民不理解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战争是在背地里进行的──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目标是被俘虏在教室里的孩子们。”[7]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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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8):教育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里,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及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主要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它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几乎都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提到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 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中,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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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6):法律篇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1. 法律与信仰 法律是维系公平正义的刚性力量,惩恶扬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义“善”与“恶”。在信神者看来,善恶的标准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经典很自然地成为法律的来源和根据。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顶部描绘了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时也是正义之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的情景,寓意着神选择了汉谟拉比,并赋予他依此法律统治臣民的权力。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对希伯来人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袭了这种传统。从公元4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到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再到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编撰法律的依据也都是“摩西十诫”和基督教的教义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符合神规定的善恶和宗教教义精神,否则这样的法律就不该被遵守,并应被废除。上世纪美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罗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罗马的神或在犹太教堂里安置罗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宁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其直接与“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相抵触。换句话说,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违背的标准。 “摩西十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条论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当如何爱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条论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其中人能够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永恒不变,因此人间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够稳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才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国亦如此。历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也就是黄帝、老子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的作用取决于它对普遍社会道德和信仰准则的遵从。他认为,法律与宗教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会里,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3] 简而言之,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其权威性从“公平正义”而来,而“公平正义”从神而来,因此法律不仅是正义的,也是神圣的。现代社会的法律仍保留着很多类似宗教的仪式,也是藉由神圣性强化法律的权威。 2. 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共产党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绝不会以正神的教诲作为其制定法律的依据。共产党也要割断与过去先民文化的关系,因此反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这就使得共产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可能。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传统社会中,基督教讲“爱人如己”,儒家讲“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或家人朋友之间的爱,还包含着慈悲、怜悯、公义和自我牺牲等等。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不仅是神圣的,也体现着对世人的关爱精神。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囊括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所有争议和相应的判决,因此法律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条文规则,还加入了所有参与者的主观因素,这要求法官必须从法的精神出发,做出体现善的原则的判决。 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痛斥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尽管对摩西律法的字面规则严格遵守,却对律法中所要求的公义、怜悯、信实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稣则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医、与非犹太人同席,是因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这种善的精神。 共产主义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它不仅仇视神,也仇视神给人创造的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并不讳言,他要将世界摧毁成一片废墟,并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样阔步前行在这片废墟上”。[4] 沙俄时期疯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册子《革命教义问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5] 涅恰耶夫明确表达出革命者对这个世界的仇视,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他使用“教义问答”这样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个仇视世界的邪教。他宣称“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作革命者”。列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没有法律限制地动用国家权力任意屠杀、使用酷刑、连坐,实际上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极为暴烈残忍。这是共产主义原教旨国家走过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第二个月就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拥有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从1918年到1922年,契卡杀人不少于200万。[7] 曾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和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万人”,以公开资料推算,死于苏共镇压和迫害的大约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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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5):经济篇(下)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赋予人智慧和体力,也给了人通过付出劳动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生活状态,让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这些权利自然也包含对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这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天理、违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产动力与活力,必然导致士气低落、效率低下、过度浪费与生产倒退。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到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再到柬埔寨、朝鲜,公有制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千百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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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4):经济篇(上)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鼓吹以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共产主义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 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许多东欧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回归市场经济。一些本来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信奉社会主义搞国有化的国家,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后,也不得不开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共产邪灵在全球攻城掠地,为的就是要统治世界。这些国家一个个地抛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是证明共产邪灵失败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共产邪灵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最终目的而毫无原则,变化多端;它的“原则”随着需要任意变动,对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达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仔细剖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实质,人们不能不惊讶发现,共产邪灵的魔爪早已伸进了经济的每个角落。在各种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国的经济正在一步步脱离自由经济的轨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产邪灵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实面目,思考并制定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人而言,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对社会而言,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1]为达到此目的,共产邪灵在共产国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杀的方式。而在自由社会里,暴力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共产邪灵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形式,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渗透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别。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1)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2)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2] 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3] 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它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另有研究显示,在1900年前后,有20个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税率是10%,日本和新西兰是5%。而到1950年,这20个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超过60%,之后缓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税收不只是针对富人,被直接或变相惩罚的也包括穷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办法通过商业和各种方式合理避税,而穷人在增加收入时,可能面临失去一些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甚至出现越劳动纳税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现状 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张建立“福利国家”,规划“惠及所有国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高福利制度已经扩展为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方面的体系,远远超出传统慈善的临时性贫困救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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