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ing: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产党的教义里，为了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任何手段都不过分。共产党公开宣称，要把暴力和谎言作为取得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工具。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徒杀人、放火、绑票、欺骗，无所不用其极，邪恶骇人听闻，而且绝大多数当事人毫无悔意。 共产邪灵编造的谎言，有“小谎”、“中谎”和“大谎”之分。这个分类对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国家同样适用。一个谣言、一则假新闻、一次对政治对手的栽赃陷害，这类谎言虽然性质恶劣，但只是“小谎”；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复杂的运作和多方面的配合，制造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一系列谎言，可以称为“中谎”，例如中共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仇恨，于2001年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最难以识破的是共产邪灵编制的“大谎”，因为“大谎”几乎等同于整个魔鬼的意识形态，它的规模如此之大，层次如此之多，历时如此之长，涉及方面如此之广，参与的人如此众多，参与其间的人如此之“真诚”、“投入”，以至于人们极难看清谎言的全貌和真貌。共产邪灵历史上编造的“大同社会”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由于无法在局部或短时间内进行检验，就属于“大谎”的例子。上文分析过的被共产主义绑架的“进步主义”概念，也属于“大谎”的范畴。过去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劫持某些社会运动，把群众引导向邪灵想要的动荡和革命，比如环保运动等，亦属此列。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他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只能通过暴力革命。”[2]共产党在夺权过程中，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俄国革命，或是中共煽动的工农运动，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妇幼，烧杀抢掠，手段之恶毒，骇人听闻。共产党的暴力统治犯下的罪恶更是罄竹难书。 共产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谎言来维持权力。谎言是暴力的润滑剂，也成为另一种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间和使用暴力的间隙，谎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时暂缓，但谎言却是常态。共产党什么都可以许诺，但从不考虑兑现其承诺，而且为了需要，可以随便地改变说法、改变形式，毫无道德底线可言，无耻到极点。 共产党说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从一开始就到处散播弥天大谎，制造了无数“人间地狱”。 中国的毛泽东、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夺权之前都声称绝不搞共产极权。但掌握政权之后，都立刻开始高压极权，大规模清洗同党，迫害异己与社会大众。 共产党还狡猾地歪曲语言本身。这是共产邪教欺骗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变语言的语义，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来。语言不断地重复，让变异的语义深植于人的头脑中，比如“神”等于“迷信”；“传统”等于“落后”、“愚昧”、“封建”；“西方社会”等于“敌对势力”或“反华势力”；物质上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大众尽管没有任何权力，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指出社会不公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产邪教毒害的人谈话时，会发现双方往往缺乏沟通的基础，因为同样的话，说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而听者用共产党的语义理解所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产邪教不只自己撒谎，还利用全民政治学习、全民政治表态和全民政治过关来让全民撒谎，败坏人的道德。“摩西十诫”告诫人“不可做假见证”，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人知道共产邪教在造假，也会以假话来应付。共产邪教知道你在说假话，但说谎本身说明你已经宁可说假话也不坚持真理，这就是道德下滑的标志。我们多次说过，中共最希望做到的还不只是杀死人的肉体，而是为了让人的道德堕落到地狱中去，至少在这个层面上，中共已经部分达到了它的目的。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共产邪灵由“恨”等低层败坏物质构成，它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带着恨的特点。其宣扬阶级斗争，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传统的社会制度，归结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剥削”，煽动穷人对有钱人的妒忌与仇恨，并由此转化为暴力行动。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张、共产邪灵的操纵，暴力与谎言在西方社会也随处可见，使社会陷入仇恨和战争状态。 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宣传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还有形形色色受共产邪灵操纵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国备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帮，后来成为左派的“军师”。他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手段显示，他毫无疑问跟共产党是一路货色。 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被美国的街头运动作为教科书。他毫不掩饰他的书是给“一无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要把权力不择手段地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国家。 他表面上强调“渐进、渗透、辩证的过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实质上，他对暴力非常欣赏，只不过是使用了更隐蔽的方式。美国社会主义组织黑豹党信奉毛主义，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口号。阿林斯基嘲笑说，当敌人掌握了所有的枪杆子的时候，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当口号就幼稚了，这时候应该声称相信选票和民主过程，有枪杆子时再用武力不迟。因此他的主张实质跟中共的“韬光养晦”、最后“亮剑”如出一辙。他的一个“规则”，就是鼓动激进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采用各种流氓手段进行恐吓，最后达到搅乱与破坏的目的。 深谙阿林斯基的专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对现行制度毫无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并把这个过程视为一场战争。[3]因此他们会不择手段，并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决定何时采用暴力、用何种暴力，以及使用何种谎言。…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经几乎无所不包。一个政策、一条法令、一个政治事件、一宗政治丑闻，都可以搅动社会舆论；一场最高领导人的大选，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数人只知道共产党国家实行的是共产政治，甚至认为共产党国家已经在抛弃共产主义。殊不知，共产主义背后的幽灵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现于世间。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乃至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都是共产幽灵在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仔细考察，这已经是一个共产邪灵统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之害认识得很清楚，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各国政府却普遍采用了马克思的主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触目惊心。 作为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的灯塔、把共产主义视为邪恶的美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第一次出现了公开表态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并距问鼎总统宝座仅半步之遥；而在被调查的年轻人中，竟然将近半数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1]在欧洲，社会主义早已大行其道。欧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说：“现在，社会主义结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国家制度，而且我觉得，欧洲的绝大部分民众都支持这些东西──如果英国的托利党人胆敢触动英国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肯定会落得斩首的下场。”[2] 在共产国家，邪灵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利用政府机器，暴力杀戮人民、强力摧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炼者，以最后达到其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虽然解体，但共产主义思想并未肃清。在几十年冷战对抗、间谍破坏、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渗透之后，共产邪灵实质上猖獗于整个欧洲。 在西方，共产邪灵想直接掌控国家政权的企图虽然没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掌控国家政权，积极推动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政策，变异法律，鼓动暴力，变异道德，搞乱社会，以最终魔变西方世界，达成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基于美国在自由社会的重要性，本章在展开论述中将以美国为重点。 1. 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共产主义政治”并不限于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一个魔鬼，它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坏思想的坏人和无知而轻信的人，做它在人间的代理人，推进它的目标。因此，在西方自由国家，共产邪灵操纵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视为“共产主义政治”的另类形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在东方多国直接篡夺了政权。有了政权，它就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那里，邪灵的一切政治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权，同时扩大其影响力，无论是对民众的杀害、共党内部的争斗和清洗，对外部世界的欺骗、渗透，都是如此。因为政权在手，它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司法、监狱，乃至教育机构、媒体等，举倾国之力杀戮迫害本国人民，败坏人的道德。 苏联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共党内斗争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内部的所谓“十次政治路线内斗”、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中国人的屠杀，特别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动用举国至少四分之一的财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共产极权控制下所为，也都围绕着维持其暴力政权的统治而达到其毁人的目的。 共产党人深知，政权问题实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就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亦深谙此道，第一个用暴力建立了苏维埃共产极权。斯大林、毛泽东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俩、阴谋、阳谋、枪杆子、笔杆子、杀戮、欺骗等，无所不用其极地篡夺、维护暴力政权。有了对政权的掌控，或杀戮或变异都可以得心应手地进行。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于欧洲非常狂热的时候，其在美国的发展仍然很有限。德国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别写下《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探讨其原因。[3]这一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2016年，美国某主要左翼政党总统参选人在其竞选中就公开大谈社会主义理念。在共产党语汇中，“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本来在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数美国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竞选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许多人，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紧张”，但他却不避讳引入社会主义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竞选中成为一主要政党的两名领先候选人之一。 2016年竞选后期的民调中显示，在其中一个主要的左派政党中，56%的人称自己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4]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调查中就有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民众中有49%积极看待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评价积极的人只有47%。[5]这跟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左移、左派对社会主义的鼓吹以及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有密切关系。 其实，目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幻想与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轻人（包括中国、苏联和西方）对共产党的幻想极其相似。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缺乏深入了解，对表面上看似温和的社会主义没有抵抗能力，历史上人们对共产主义在轻信中受骗的一幕又在重演。…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2）女权运动后果：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混淆性别角色 今天，女权主义观念已经深深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据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观点项目的调查，现在大约有59%的女性支持女权主义观点。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观点是，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别之外，没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因此，男女在行为和性格上的差别完全是因为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从而男女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里应该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都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比如，大企业高管、顶尖大学的高级别学术职位、高级政治官员等职位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女权主义就认为这主要是性别歧视造成的。事实上，公平的比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工作态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性别差别。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这样的高阶职位往往要求长期高强度超时工作，牺牲周末甚至晚间的休息，正吃着饭接到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经常出差离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断职业生涯，而且更倾向于多花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不愿意在这方面牺牲；另外升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较刚毅强势的性格，这也和多数女性温柔的性格特点相左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只有少数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权主义就认为都是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观念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反对女人应当性格温婉，应当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观念；认为政府应当提供婴幼儿抚养教育的公共服务等等。 同时，当代女权主义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别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现象，即只有把过错都归结到社会原因、传统道德观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确”。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探讨关于在顶尖大学的科学和数学领域里为什么女性教授比例低于男性。他认为除了这些职位所要求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挤占家庭团聚时间），且往往需要每周工作80小时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差别，应当进一步研究还有一种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学和数学能力上的差别。他指出，研究早已证实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着差别。结果女权团体NOW发起对萨摩斯教授“性别歧视”的抗议，要求哈佛赶走校长。这位校长被媒体声讨，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保证会提供5千万美元来鼓励教职员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学》杂志（Science）就发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存在显着差别，男生更强。[2]随后一项研究发现，男生“数学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数学部分衡量数学推理能力，达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数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组追踪发现，少年时期SAT表现为“数学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后在数学和相关的科学领域里获得了高学历，并对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到满意。[4]也就是说萨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着差别，可能导致更多天才男生长大后在数学相关领域里获得职业成就）确实是有相关研究结果支持的。 早有媒体指出，萨摩斯事件中强制不同观念“公开认错”，和共产国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没有真正弄清所谓“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励“多元化”实际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数，达到结果平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一个词‘平等’：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均等，民主寻求的是机会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权主义背后隐藏的共产主义基因。[5]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试图证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优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人为地抹平两性之间的差异既不符合常识，也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各尽所长。 如果说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别不那么直观的话，女权主义否认男女生理和体力上的差别就更匪夷所思了。在东西方的传统理念中，男性承担保护者的角色，消防员清一色为男性一直被视为正常。女权主义宣称男女的绝对“平等”，要求女性同样承担传统上男性的角色。这又带来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2005年纽约市消防局首度允许一名没有通过体力测试达标的女性成为消防队员。消防员必须背着氧气罐和50磅重的装备，经过一系列挑战体力的测试。这位女性总是无法达标。尽管其他消防队员指出未达标的队员在团队行动中免不了需要队友为之牺牲和付出，并且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但是消防局最终还是决定同意录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为了避免一场女权团体的诉讼。[6]女权团体长期指责纽约消防局制定的体力标准要求过高造成女性消防队员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被迫降低标准录取更多女性。实际上，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消防部门早就实行了性别配额录取，也即如果录取50%的男申请者，那么也要同比例录取50%的女申请者为消防队员──尽管男消防队员体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这种无理性追求结果均等还带来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问题：女权团体马上又抱怨女消防队员面临男队友的霸凌──后者指责她们不够格、不配当消防员，造成“精神压力”。[7]这给女权团体带来了进一步斗争、争取“平等”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在共产邪灵安排下，女权主义种种看似毫无理性的行为，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实际是挑战所谓父权社会（即传统社会），从而颠覆传统家庭，这一点和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一脉相承。传统社会认定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男性作为保护者，承担支撑家庭、支撑社会、保护女性和孩童的责任。而女权主义要挑战的正是这种父权社会结构，认为男女一样，这种父权社会造成了男性的优势和对女性的“压迫”。所以传统骑士精神、绅士风度都被鄙视。按照女权主义理想，未来的社会将不允许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没之前，男性主动把一切求生机会让给女性的美德。 女权主义挑战父权社会还表现在对孩童教育方面。女权主义推动的平权法修正案（ERA）在宾州通过后，针对宾州校际体育联合会的一场诉讼的法庭裁决说，学校必须把学生包括在所有体育活动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论性别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别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课。[8] 美国学者萨莫丝在《针对男孩子的战争》一书中举了许多压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个是纽约皇后区的纽约飞行学校。该校招收的都是当地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优秀学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把该校列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各种动手制作电动、机械飞行器的机会，不难理解，入学的男孩占绝大多数。女孩在学校中比例较小，但也表现不俗，并得到充分尊重。该学校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面临女权团体的指责和法律诉讼威胁，要求必须提高入学女生的比例。[9]女权团体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创办人2010年在白宫发言中专门把纽约飞行学校列为“性别隔离”的例子，声称“在我们获得绝对的平等之前，我们绝不能在花环上躺着休息，我们的路还很长”。…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女权、性解放、同性恋权利等各类反传统运动在西方甚嚣尘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传统家庭。美国1969年加州离婚法开启单方离婚绿灯，各州竞相效仿，离婚—结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长超过一倍；50年代大约11%的诞生于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离婚，到了70年代这个比率蹿升至50%。[1]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数据，2016年美国新生婴儿中超过40%属于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这个数字不到5%。在东西方传统社会里，贞洁的两性关系被视为美德，如今变成被嘲弄的可笑观念。伴随女权运动而来的“同性婚姻权利”运动更寻求法律上重新定义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现任美国联邦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员的一名法学教授曾在2006年发起签署一项宣言，名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们家庭关系的战略新视角”，鼓吹人们按自己的任何欲望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两对同性恋组成一个家庭等等），并宣称传统婚姻家庭不应该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权。[2]在公立学校里，几千年来被传统社会视为可耻的婚前性行为、同性恋不但被灌输为正常的，甚至有的学校干脆把任何形式的以传统理念教育孩子视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倾向能够“自由”发展（即毫无阻碍地发展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罗德岛学区宣布禁止公立学校举行父-女、母-子舞会，宣称“公立学校无权给孩子灌输诸如女孩喜欢跳舞、男孩喜欢棒球之类的观念”。[3] 传统家庭被逐步摧毁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共产主义所宣扬的“消灭家庭”将先于“消灭阶级”成为现实。 在西方社会里，摧毁家庭的因素有许多方面，不但有女权、性解放、同性恋运动的变异观念冲击，还伴有左派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等打着“自由”、“公平”、“权利”、“解放”的旗帜变异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以各种显性、隐性的形式推波助澜，诱导人们抛弃和变异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而所有这一切所谓现代思潮、运动，从19世纪初发端，就带着共产主义因素的深深烙印。共产邪灵善于不断变化和欺骗，这使人们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动听的口号迷惑，最终却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统家庭被摧毁、人心被变异的局面，实际上是共产邪灵近两百年来精心策划、逐步实施的结果。 这个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作为社会稳定的基本单元被破坏，由神的教诲而确立的传统道德被摧毁，通过家庭承传、培养熏陶下一代传统信仰、价值理念的功能丧失，使年轻一代人没有传统理念约束，由共产邪灵直接来掌控其灵魂。 1. 神给人留下的传统家庭 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设立，为“天作之合”，不可毁弃；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众生，但同时神也让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别，并为男女双方规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传统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妻子，甚至不惜“舍己”维护妻子；而女人则应当配合与帮助丈夫，使“二人成为一体”。男人负责在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都源于人的不同原罪。类似的，在东方传统文化中，男人为阳像天，当自强不息，有承载风雨、呵护家庭的责任；女人为阴像地，以厚德载物，当柔顺体贴，有相夫教子的义务。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阴阳和合，子女才会健康成长。 传统的家庭发挥着承传信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摇篮、价值承传的纽带。孩子的人生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孩子如果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学到无私、谦卑、感恩、坚韧等等传统美德，必将会使其受益终生。 传统的婚姻生活也促进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长，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个全新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体贴包容对方。这一点和变异的同居生活有本质上的区别。人的情感总有阴晴变化，两人高兴了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分手，这种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没有区别，并不需要婚姻来约束。马克思则鼓吹情感上“无任何约束的性爱”[4]，当然就是要解体传统婚姻，消灭家庭。 2. 共产主义以消灭家庭为目标 共产主义认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灭私有制，必然要消灭家庭。原教旨共产主义把经济因素作为主导家庭关系的关键，当代的马克思-弗洛伊德主义再把人的性欲视为理解家庭问题的钥匙，二者相同之处都是把人的基本伦理道德抛在了一边，崇尚物质、欲望，实际是把人变为兽，从而通过变异人的理念来摧毁家庭。 共产主义有一个很迷惑人的学说，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这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类自身。解放的对立面是压迫。那么在人类自身的“解放”中压迫来自哪里呢？共产主义给出的回答是，压迫来自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由社会传统道德强加的：传统的“父权”家庭观念压迫女性；传统的性道德压迫人性。共产主义“解放自己”的理论被后世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继承发展，导致反对传统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恋等等反传统的观念大行其道，成为魔鬼消灭家庭的重要工具。共产主义要推翻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3. 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

引言 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其远古的神话、传说，告诉世人当初该民族的神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了该民族的人，并为人奠基道德和文化，也给信神的人留下一条回归天国的路。在东方及西方，有女娲造人、耶和华造人等记载和传说。神也清楚地告诫人们，人必须遵守神的诫命，否则神会惩罚人。当人类出现大面积的道德败坏时，神也会出手毁掉人，以保持宇宙的纯洁。全世界诸多民族都有关于大洪水毁灭文明的传说，有的十分详实。 为了维系人的道德，有时会有觉者或先知下世，重新归正人心，以避免人走入毁灭，同时带领人的文明走向成熟。如西方的摩西、耶稣，东方的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如此。人类的历史与文化让人们了解什么是佛、道、神；什么是信仰、修炼及其不同法门；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怎样辨真伪、识善恶，最终等待末劫时创世主重来世间时能得救，重返天国。 人一旦割断了和造这个民族的神的联系，道德就会迅速败坏。一些民族就这样消失了，比如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就在一夜之间葬身海底。 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信仰借助传统文化而根植在人们心中。因此纯用谎言难以欺骗中国人接受其无神论，共产邪灵为了拔掉这五千年的信仰和文化之根，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杀戮承载传统文化的社会精英，再用谎言欺骗一代代的年轻人。在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区，宗教信仰是维系神人联系的主要方式，也是保持道德水准的重要基石。共产邪灵虽没能在这些国度里建立共产暴政，但靠欺骗、变异、渗透的伎俩仍然达到了它们毁灭正教、败坏世人的目的。 1. 东方──暴力反神、排神 1）苏俄暴力毁灭正教 《共产党宣言》扬言要消灭家庭、教会和国家。可见，消灭、颠覆宗教是共产党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信神开始到与撒旦为伍，马克思本人深知神、魔的存在，也很清楚赤裸裸的魔鬼教义很难被人，特别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接受。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宣扬无神论，宣称“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等等。人并不需要相信和膜拜魔鬼，但只要人不再信神，魔鬼自然就能侵蚀并占据人的心灵，并最终将人拖入地狱。这就是共产邪党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原因。 马克思是在理论上诋毁宗教、正神，当列宁1917年攫取政权后，就有条件利用国家机器大打出手，用暴力、高压打击正教、正信，迫使世人离开神。 1919年，列宁以禁止宣传旧思想之名，对宗教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围剿。1922年，列宁要求通过一项“关于坚决、毫不留情、无条件、不停顿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剥夺贵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贵重物品的决议”，声言“要趁此机会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1]一时间大量教会财产被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处死。 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员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被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 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余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一百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苏俄夺取政权前则有40,400多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天主教同东正教一样遭到灭顶之灾。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 二战期间，斯大林为了利用教会财力、人力抵抗德国的进攻，又假惺惺地停止了对东正教和天主教的迫害，并重新恢复了这些宗教。其背后有更卑鄙的目的，即严格控制被恢复的东正教及天主教，把它们作为破坏正教的工具。 前苏联的阿列克谢二世（Alexy II）1961年升任为东正教的主教，1964年成为大主教；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成为莫斯科大牧首。在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克格勃解密档案中，他为克格勃工作的秘密经历得以披露。其后，他也承认对苏联政府做出过妥协。他公开对这些妥协表示忏悔。“为了保护一个事物，就有必要放弃另一些。又有哪些不仅身负自己，还有其他千万人的命运的人或者组织，在苏联统治的那些岁月中，没有被迫做相似的事呢？然而，不仅对上帝，对于那些以往在教会的默许下，被迫妥协，被消声，无力反抗，或者被迫表示忠诚，而造成痛苦的，我请求他们的原谅、理解与祈祷。”[2]宗教已经成为共产邪灵控制下的洗脑、骗人工具。 苏共并没有把魔变宗教限制在本国境内，它有计划地将其魔爪伸向世界。 2）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剿灭宗教，割断神人联系 （1）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

6. 崇拜撒旦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头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幼稚、真诚和理想主义不屑一顾。他说：“如果长头发对交流造成障碍，那就把长头发剪掉。”这个人就是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过着书立说、培训学生、亲身实践，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最坏的变种共产主义者。 除了崇拜列宁、卡斯特罗等共产主义独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对魔鬼撒旦也赞美有加。在他流传最广的著作《激进分子的守则》（1971）一书的题词里，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cif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后有知，他会毫无保留地选择去地狱，并且开始组织那里的无产者，“因为它们是我的同类”。[1] 之所以称他为“变种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绝正面说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世界上存在着有产者（the have）、少产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无产者（the have-nots）。他号召无产者对有产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抢夺财富和权力，实现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他强调可以不择手段地夺取权力，同时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有学者称他为“后共产主义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宁”和“军师”。[2] 在《激进分子的守则》这部书中，阿林斯基系统阐述了“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守则包括：“速战速决；对敌人保持强大压力；威胁比打击更可怕；讽刺是最强大的武器；分化敌人、孤立目标，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等。[3]规则的实质，就是为了目标、为了攫取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这些看似干巴巴的“社区组织规则”，在实际运用当中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1972年越战仍在进行，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前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去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演讲。反战学生向阿林斯基寻求建议。阿林斯基回复说，公开抗议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议者被开除，不如穿上3K党的装束，每次布什为越战辩护的时候，都起立喝采，挥舞写有“3K党支持布什”标语的牌子。学生依计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声势。[4] 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策划的另外两次抗议活动。1964年，为了胁迫芝加哥市当局接受其条件，阿林斯基策划了一个阴损的抗议计划。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阿林斯基设想，如果在机场外面抗议，即使组织几千人也无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长时间占据机场内的厕所，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芝加哥市当局将成为国际丑闻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实施其计划，大概需要2500人。在实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芝加哥市当局，当局只好乖乖地请他们前去谈判。[5] 为了胁迫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当局增加雇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设想了一个同样阴损的招数。罗切斯特爱乐乐团的演出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视这一传统。如果能够打乱乐团的演出，让罗切斯特市成为全国人的笑柄，那会逼迫市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阿林斯基策划的行动是这样的：雇一百个黑人，给每个人买一张音乐会票，演出之前，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晚餐，只有一种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这些雇来的观众肯定会不断放屁，这就把一个高雅的文化活动毁了。消息传出，市政当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条件。[6] 阅读阿林斯基的书，给人一种阴险冷酷的印象，让人不寒而栗。他倡导的所谓“社区组织”是一种渐进式的、改头换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论和实践”有这样几个特点。[7]…

引言 2016年美国大选是几十年来最富戏剧性的一次选举。虽然58%的投票率并不算高，但选战过程却一波三折，很不寻常。随着共和党候选人胜选，喧嚣的选战暂时落下帷幕，但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除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对新当选总统的攻击，很多城市都爆发了针对选举结果的抗议游行。游行者打出“不是我的总统”等标语口号，称新选总统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排外主义者”、“纳粹党人”，要求重新清点选票，甚至威胁启动弹劾程序。 虽然抗议者一再声称他们的游行示威出于自发，调查记者还是发现了关键的证据，揭示出其示威活动是有人在背后策划的。据指证，组织抗议的是左派的“职业革命家”，这些团体和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极权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团体──“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和“自由之路社会主义组织”（Freedom Road Socialist Organization）分别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根据这一系列调查的结果，新西兰政论家翠弗‧劳敦（Trevor Loudon）制作了纪录片《陷于重围：2017美国内战》（America under Siege: Civil War 2017）。[1] 劳敦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出于冲动说上面一番话的。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共产主义问题，发现共产主义把美国作为渗透和颠覆的主要目标。[2]由于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者掌握了美国的教育、媒体，渗透进政界和企业界，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向左，即共产极权方向迁移。就在世人为自由世界击败共产阵营欢呼的时候，共产主义却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加紧准备着最后的致命一击。 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肩负着“世界警察”的天赋使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与最后扭转了战争的局面；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当中，美国抵制住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威胁，最终不负众望，成功瓦解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二百多年前，富于远见的美国建国之父们，在研究了西方主要的信仰体系和哲学理念、经过审慎的思考和讨论之后，撰写了不朽的政治学经典──《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基础性文件，把天赋人权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确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原则，并且奠定了分权制衡的共和制度。这两个文件和众多睿智的政治家、虔敬信神的美国人民一道，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达两百年之久。 共产邪灵当然不会安心于整个西半球超出其掌控之外，它要在东西方同时布局。为了毁灭人类，邪灵操纵其在人间的代表，先是勾画了一个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然后选择不同的人间代理，以不同的方式散布歪理邪说，极其狡诈地实施毁灭人类的计划。如果说在苏联、中国等国家，共产邪灵采用的是夺权、杀戮等方式，破坏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最后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那么在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共产邪灵采用的则是渗透的方式，用千变万化的欺骗手法，变异其宗教、文化，控制其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最终也达到败坏人、毁灭人的目的。 由于在西方国家共产党暂时没有取得政权，共产邪灵的代理人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渗透进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当中。在推进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至少有四股力量以不同方式发挥了作用。 第一，苏联的颠覆和渗透。苏俄成立之初，即成立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作为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工具。上世纪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以后，与西方开始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开始用不同方式对西方进行渗透。 第二，各国共产党听命于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积极筹划颠覆活动。…

共产邪教在全球的传播依赖的是暴力和谎言。当一个大国在向小国输出这种邪教意识形态的时候，暴力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够认清共产主义的邪教特征，就会对其凭借暴力或谎言（如所谓的“大外宣计划”、“孔子学院”等形式）输出邪恶意识形态掉以轻心。本章所关注的就是共产邪教在亚洲、非洲、南美和东欧的扩张和渗透。共产主义对西欧和北美的渗透手法更加复杂，将在下一章专门论述。 1. 向亚洲输出革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实际上就是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1919年，苏联成立了“第三国际”，企图向全世界输出革命，让整个国际社会完全赤化。该计划很快付诸实施，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5月在上海建立联络处，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在其后的三十多年中，直到中共建政之初，都只是苏共的附庸。毛泽东那时每个月拿苏俄160到170银元的经费当工资，[1]而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过20元左右。 中共的夺权过程还跟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有关，这是杜鲁门放弃对蒋介石支持的原因之一，将中国拱手让给了苏联支持的中共。杜鲁门还做出了在二战后撤出亚洲的决定。1948年，美国即从韩国撤军，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亚洲奉行不介入政策，对蒋介石的台湾不提供军事援助，如果台湾与中共发生战争，美国将置身事外。一周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重申了这一政策，声称如果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将置身事外。[2]虽然美国后来因为朝鲜入侵韩国导致联合国出兵，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是美国在此之前的对亚洲不介入政策，的确为共产党在亚洲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中共“输出革命”可谓不计血本。除了训练各国游击队、提供武器、派出作战人员颠覆各国合法政府之外，还提供大量金钱支持。在文革疯狂时期的1973年，中共“对外援助”达到了创纪录的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据中共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注：即“大饥荒”期间]的时候用得最多。”[3]其中1958年到1962年的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期间，“对外援助”款额竟达23亿6000万元。[4]这些钱如果用于购买粮食，足以救活所有的被饿死的3000万百姓。因此，这些冤魂不仅是在为中共“大跃进”付出代价，也是中共“输出革命”毁灭世界的牺牲品。 1）朝鲜战争 共产邪灵为毁灭全人类而力图占领世界，因此它也会利用人对权位名利的欲望，诱惑人向世界推广它的邪教意识形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等，都是在这种野心的指使下行事的。 毛泽东在1949年拜见斯大林时，以比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更屈辱的条件，准备牺牲百万军人和上千万劳工的生命为代价帮助斯大林在欧洲建立霸权，以此换取苏联支持他控制朝鲜。[5]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了预谋已久的侵略韩国的战争，三天内攻陷了汉城（首尔），一个半月后几乎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 早在战争爆发前的1950年3月，毛泽东就在东北布置重兵，随时准备入朝参战。整个战争过程我们略过不提，由于杜鲁门的绥靖，导致战争久拖不决。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还有一个险恶用心，就是把国民党在内战时投降的百万士兵送到前线当炮灰。[6]到战争结束时，中方伤亡也达百万之多。 朝鲜战争的结果是南北分裂，而朝鲜在苏共和中共争夺控制权的时候两边通吃。例如1966年，金日成访华，得知北京在修建地铁时，就要求中共在平壤也无偿建一条。毛泽东立即决定优先且无偿为朝鲜建地铁，将北京在建的地铁停工，将一切设备和人员，包括铁道兵两个师、数万人及大批技术人员送到平壤。朝鲜不出一分钱、一个人，还要求中共要考虑战备防空，结果平壤地铁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系统，最深处达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之后，金日成又翻脸不认账，说是朝鲜人自己设计、施工并完成了这项工程。同时，金日成还越过中共，有事直接向苏联汇报，或要钱要物，并清洗了所有中共在朝鲜战争时留下的企图建立亲北京政府的人士，杀的杀、关的关。中共赔了夫人又折兵。[7] 等到苏共垮台之后，中共对朝鲜的援助也大不如前。朝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饿殍遍野。2007年，韩国非政府组织“朝鲜逃北者联合会”说，在金氏家族执政的六十年间，至少有350万人因为饥饿和与之相关的疾病死亡。[8]这也是共产邪恶政权在输出革命中欠下的血债。 2）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之前，1954年中共支持越共战胜法国，而有《日内瓦协定》及南北越南对峙。其后，法国撤出越南，北越对南越的入侵和美国的介入遂使越南战争升级为二战以后最大的局部战争。美军直接参战时间从1964年持续到1973年。 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向越共派出顾问团，其军事顾问团团长就是中共上将韦国清。中共派出的土改顾问团，将越南数以万计的地主、富农关押和处决，引发了北越的饥荒和农民暴动。中共和越共联手镇压这些暴动，并发动了和中共“延安整风”类似的“整训”和“整军”运动。毛泽东为了成为亚洲共产党的领袖，不顾国内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大规模援助越南。[9]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终止了毛泽东的疯狂政策，准备恢复经济，让毛泽东退居二线。而毛泽东不甘心失去权力，于是悍然加入越战，而没有军权的刘少奇面对开动的战争机器，只能放弃恢复经济的部署。 1963年，毛泽东相继派出罗瑞卿和林彪访问越南，刘少奇向胡志明承诺中共将独家承担越战费用，并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10]在中共的全力煽动和支持下，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湾以鱼雷袭击了美国军舰，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引发了美国正式参战。随后，为了和苏共争夺对越南的控制，中共出钱、出物资、出人。[11]根据陈宪辉在《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中的数据，“毛的援越带给越南深重灾难，造成越南500万平民死亡，遍地废墟、地雷区和崩溃的经济。……中共向越共提供的无偿援助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100多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3亿多米布匹；3万多辆汽车；数百公里铁路；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几亿美元的现金外汇。物资金钱援越之外，中共秘密派出30多万解放军换上北越的军装轮番进入参加了对南越军、美军作战，为了保密将无数阵亡的中国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 到1978年，中共对越南的总援助达到200亿美元，[12]而中国1965年的GDP不过才704亿人民币（按当时官方汇率大约折合286亿美元）。[13]…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从在苏俄夺取政权开始，共产暴政的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美国国会记录显示共产主义残杀了至少一亿人，[1]《共产主义黑皮书》详实记叙其杀人历史及事实。[2]从苏联及东欧共产集团解体后解密的档案、中共党史研究室公开的历次运动死伤人数记录、国际法庭公审前柬埔寨共产党魁的杀人罪行，到当下的朝鲜金氏极权暴政，人们对共产暴政嗜杀的本性有着相当程度的认识。 曾有很多学者比较共产党极权与纳粹极权政体的不同。这些比较固然有很多真知灼见，但有一点却通常为学者所忽略。纳粹屠杀犹太人只是以屠杀本身为目的，但共产党杀人的本身却不是根本目的，而是手段。信神者相信，人的肉身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灵魂还是会进入天国或轮回转生。而共产党以屠杀的方式，在人们心中植入恐惧，强迫人们接受它的邪说，最终让人类的灵魂在道德的败坏中走向地狱。它不仅要毁掉人的肉体，更要毁灭人的灵魂。 共产党杀人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强化内部成员的凶残，筛选最邪恶者来进行掌控。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共产党为什么要不断在内搞清洗。很多人只是在某件事上持有不同意见，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对党的领袖，但却遭到残酷无情的清洗，乃至株连九族。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由于与神和人为敌，罪恶弥天，因此时时感受到生存的危机。为此，共产党需要找到最没有是非善恶观念的人来做它的中坚力量。屠杀的过程就是在筛选最心狠手辣的邪恶分子，这样共产邪灵才能放心地将权力交到其手上，以保证这个暴政的延续。譬如，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中，所有不忍心下手的党员都被清洗，由此选出了一个最邪恶的江泽民，成为了中共的继任领袖。江泽民后来又选择了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最凶残的罗干和周永康相继进入最高领导层，其原因也是如此。 这种杀人有时候还需要全民的参与，如“文革”，让全民手上都沾了血，与党共同犯罪后就容易成为这个罪恶体制的维护者。至今那些打砸抢的红卫兵中，还有很多人高喊着“青春无悔”，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除此之外，共产邪教通过屠杀来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并让旁观者在恐惧和战栗中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质疑。 理解了上述原因，我们不难解释一个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无论是战争还是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而共产党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杀。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持久和大规模的杀戮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为传统的中国人信神、敬佛，五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因此共产邪说必须靠暴力来移植和维系。在此之前，则是在苏联进行预演。 1. 暴力夺权──不光彩的起家 共产主义是个邪灵，所以其起家就必然是不光彩的。从马克思的“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到巴黎公社的地痞、流氓毁掉拥有人世间最辉煌艺术的巴黎城；从苏联共产党阴谋加暴力夺权，到中共暴力加诡计篡位，皆是如此。 1）苏共上位 1917年2月，当时俄国产业工人因食物短缺和工厂环境恶化而发动罢工。其后，动乱蔓延至俄罗斯其他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国临时政府建立。列宁听闻动乱后想立即从瑞士赶回俄罗斯，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正酣，中间经过的都是敌对国。2007年底，德国《明镜周刊》证实了一个长达九十年的猜测。[3]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俄罗斯是交战国，他认识到列宁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性结果，于是允许列宁取道德国到达瑞典，再经芬兰回到俄罗斯。不仅如此德皇给了列宁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支持，仅到1917年年底之前，德国外交部就给了列宁2600万马克。丘吉尔在评价德国人把流亡在外的列宁送回俄罗斯时说：“他们把所有武器中最恐怖的那种用在了俄罗斯。他们把列宁像鼠疫杆菌那样装在一辆密封卡车里运了回去。”[4]列宁利用俄罗斯的这一动乱在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发动政变（即十月政变），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建立首个共产政权。 但在其后的俄国立宪会议选举中（1918年1月5日），俄国社会革命党以明显的选票优势击败执政党，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4440万以上的选民投票后，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社会革命党得票率有40%，布尔什维克最终败选。 面对这一结果，列宁撕毁承诺，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与此同时，早已准备充分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召开当天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后以强制手段解散了立宪会议，导致1月5日的选举最终失效。苏俄十月政变是20世纪国际共产暴力运动的始因，它触发了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自此杀戮不断。 2）中共篡权 1917年，苏俄刚刚建立，便利用中国是共产第三国际成员国的机会“输出革命”，派遣维经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鲍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容共”政策，以让中共渗透国民党促进其实力的迅速增强。国民党政府军与侵华日军八年艰苦对决中，中共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从几乎被消灭的3万红军重新坐大成为拥有正规军132万、民兵260万的军事集团。随着日本战败，中共一边和国民党假装和谈，一边武力扩张，怂恿美、苏放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政府军，于1949年暴力篡权，建立了世界上最邪恶的共产极权国家。 此时的共产阵营不可一世，有世界占地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苏、中两大国，几乎“红”遍欧亚大陆，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非洲、南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也倒向苏共或中共。二战中无数世人浴血奋战的结果，却养虎为患，让共产极权坐大，实出世人所料。 2.…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引言 许多正教中都留下了预言，许多也都已应验。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宗教独有的现象，其它还有像法国诺查丹玛斯留下的《诸世纪》，以及秘鲁、韩国等的传世预言。而在中国，在汉、唐、宋、明代都有系统的预言，其准确性让人惊讶。[1] 预言现象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并非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反而像是一个事先写好的剧本，其发展方向和重大事件都是久远年代前就已经安排好的。在历史的最后时刻（这一时刻也可能是新一个历史大周期的开始），则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等待的事件──救世主会来到人间。 在电影编剧中有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一切为了高潮”。为了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编剧要设计许多人物和安排许多事件以促成这个高潮的到来。[2]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历史这个剧本的高潮就是救世主大显神迹之前的最后正邪大战，而许多事件都是为此而做的安排。也就是说，为了最后的高潮，魔鬼在世间做了细密的安排以毁灭人类，而另一方面全能的创世主也慈悲安排了在最后关头唤醒迷失的人们、让人摆脱魔鬼的得救之路。这一切造成了人世间的复杂局面。 世界上许多正教都预言了最后创世主回到人间，也有很多宗教预言在此时将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出现，万魔出世，世间乱象丛生，人的道德也非常败坏。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 人的这种败坏并非一朝一夕所致，重要原因之一是无神论的盛行，并用欺骗性的理论来蒙蔽人们的头脑。这种欺骗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开始出现，而马克思是集各种欺骗之大成者，并形成了一个貌似包罗万象的理论。列宁则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极权暴政。简而言之，马克思就是为了最后干扰人使人不能认识创世主的魔鬼。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所宗奉的是邪教，他的理论是魔鬼的代言。 1. 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马克思一生中出版过大量书籍，广为人知的两部为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而鲜为人知的是，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经过了一个魔变过程，使得他成为魔鬼的代言人。 马克思年少时曾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 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中道出了一些端倪。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3] 马克思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下来，直到我和疼爱我的你在一起。” 在马克思的诗《苍白少女》中，他写道：“因此，我已失去天堂，我确知此事。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马克思的亲人清楚地感觉到马克思的魔变。1837年3月2日，马克思的父亲写信告诉他：“我曾期盼有朝一日你会大名鼎鼎、获得世俗的成功，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它们并不能使我快乐。只有不让魔鬼转化你的心，我才能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