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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武汉疫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真相也浮现出来。疫情爆发初期有8人因称“出现SARS”，被武汉市公安局以“散播不实消息”为由被训诫。最新消息指这8人都是医生，并且都在抗疫第一线，这一事实，令国人震惊。 “疫情不可控，但人民可控”。控制不住病毒，就控制真相，然而正是对真相的控制，导致控制病毒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到现在造成泛滥，中共又控制媒体宣传救治病患是多么的得力、热火朝天，而真相依然被掩盖。 “可控”是中共惯用的词汇，也是中共维护自己的惯用手法。这种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反应迟钝的体制弊端在疫情蔓延中暴露无遗。 1月2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高达892例。湖北省副省长马国强解释称，这是因为检测权力下放与检测速度提升。1月16日之前，武汉的病例要送到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才能确诊，16日之后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有检测资质，最近资质下放到武汉市疾控中心和相关医院。 换句话说，武汉市将前期未能及时通报病例的责任甩向了中国疾控中心。那段时间疾控中心在干什么呢？16日之前，武汉已经有多名医生被传染，但仍不能被确诊，而当时在韩国、泰国出现的病例都能确诊，中国疾控中心是水平不够吗？据称那时他们还在优化检测试剂，16日才给到武汉。 按照中共的逻辑，只有最高机关才能说了算，而中国疾控中心最终也会因此而不承担责任，中央又把责任甩回地方。在中共踢皮球之时，众多老百姓却要承受灭顶之灾。 试想，疫情是否猛烈爆发，是否人传人，是武汉的一线医生更了解，还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更了解呢？十几名医护人员被传染，“专家”还在称不会人传人。 疫情爆发后，很多公司和个人想捐助急用物资，但是送不到武汉，因为只有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才能送达，然而这个机构在汶川大地震等等丑闻中，早已失去信用。捐助本身就应该依靠社会的力量，为什么还要国家垄断？根本上中共还是不希望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哪怕对社会是有益的。 中共对内控制，对外排斥。1月28日，美国卫生及人文部新闻发布会上，部长阿扎尔透露，1月6日、27日、28日，美方曾三次向中国提出派遣医疗小组协助，但未被接受，虽然最终允许美方专家来华，然而疫情如火，耽误时间，等于害命。 这与60年代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苏联粮食援助如出一辙，对于莫斯科提出的粮食援助，毛的回应是：“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在人道援助面前，中共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而仅仅就是为了他们的面子。 疫情不可控，但中共想控制老百姓的思想、控制舆论，控制话事权。 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清晰地揭露中共的“控制”基因， “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中今外无出其右者。” “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个机制的上上下下，就不会以民为本。人命关天的大事，只要为了中共续命，都可以一再隐瞒、绝不认错。可喜，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对于中共的做事目的与其邪恶本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武汉肺炎期间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增加，就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