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下)
4.党话的建立经过了大规模整肃的过程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汉语书写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对于保持华夏文明的稳定与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长、传统深厚的国家,语言规范行为的谨慎与适度,就显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却不是保持正统文化的完整与纯正。恰恰相反,为了铲除一切妨碍中共建立独裁统治的障碍,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并且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等邪说。于是,中共动用国家政权,进行超大规模的语言整肃。以国家机器用一切手段把党话推行到全国,是党话系统建立的根本特点。 1)党话的来源 概括起来,党话主要有六个主要来源:成批翻译、党魁制造、组织伴生、系统编纂、文人帮闲、大众合作。 马列主义是一种外来学说,最初的党话必然以翻译著作为载体。1897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第一次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铺垫。1919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党话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后,把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和苏共文件当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专门设立“编译室”、“编译局”等部门。在延安被杀的王实味就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词汇就是从这些翻译著作中来的。 (大纪元插图) 中共党魁是党话的另一个主要制造者。毛泽东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制造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党话。和毛同时或后来的中共党魁如法炮制,试图通过制造“新话”奠定自己理论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资派”、 “四个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就是这些党魁制造的新话。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中共领导人个体同样需要给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由于几乎每一任中共领导人都留下了血债,因此他们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又不能突破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预先设定的底线。华国锋就是没有摆正两者的关系,没有撇清和毛的关系,提出“两个凡是”以后不久就被迫下台。 中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伴生”的党话是指伴随着中共的组织形式和常规活动而孳生的大量词汇。这些词汇有些是中共生造出来的;有些是汉语词汇或是来自德文、俄文、日文的借词,但经过中共的长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强烈的党文化气息。因为这些词和中共的组织运作相伴而行,构成了中共组织内部上传下达的文件的坚硬内核,因此可以说是最隐蔽、但却最强有力的党话。本文上半部分重点剖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就属于这一类党话。 系统编纂。中共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文教部门、科研机构,只要中共党魁或者“党中央”定下所谓“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机构就开足马力发挥论证,直到把它们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马克思主义XX学》、《毛泽东的XX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类的书,就是把“革命导师”关于某一问题的片言只语收集起来,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御用文人铺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制造出大量党话。 文人帮闲和大众合作也是党话的来源。邪党的文人为了媚上邀宠、升官发财,主动配合中共制造党文化垃圾。大众生活在一党专制之下,或顺从或无奈,也参与了制造党话的过程。比如,中共文人制造的“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论调就是“文人帮闲”的一个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说出“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样的话,就属于“大众合作”的范畴。 2)党话的形成和演变 透视党文化,要注意其中的变和不变。共产党的理想大旗在变,方针政策在变,打击对像在变;但其专制独裁永远不会变、邪教属性永远不会变,流氓手段永远不会变。因此,虽然不同阶段的党话与中共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呈现不同的特点,但其间存在着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坚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质特性。 中共党话的发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几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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